1942年，宋美龄让戴笠秘密除掉王世和。戴笠听到名字，后背瞬间冒冷汗，马上向蒋介石报告。蒋介石知道后发火：“只要我还活着，谁都别想动他。” 深秋的重庆夜色阴冷，戴笠裹着黄呢大衣，手里捏着宋美龄刚写下的手谕，上面“王世和”三个字刺得他指尖发麻。 要动的人，他再熟悉不过。早年在奉化溪口，十六岁的王世和在蒋家盐铺里打杂，毛福梅端来一碗热汤面让他歇口气；后来蒋介石亲自从王家长辈手里“接人”，一句好好跟着我做事，把他拉进自己的轨迹。 陈炯明叛变那晚，蒋介石从楼上跳窗逃生，是他在黑暗里接应；北伐途中，他守在卧室外几天几夜不合眼。蒋介石公开说过，世和比亲兄弟还贴心。 真正埋下祸根的，是家事。王世和与毛福梅情同母子，又受陈洁如照拂，结婚的被褥还是陈洁如一针一线缝的。一九二七年上海婚礼上，他站在迎宾队伍里，看着穿白婚纱的宋美龄走过红毯，难免会想起溪口毛福梅脚下那双布鞋，这种天然亲近，迟早会体现在立场上。 一九三五年，蒋经国成亲，蒋介石吩咐按老家规矩办中式婚礼。毛福梅握着王世和的手落泪，说多亏他，让经国没忘老家规矩。 这句话传到南京官邸，宋美龄正忙着文件，指甲在纸上按出一排痕。她打电话质问为何自作主张，他握着听筒回了一句委员长说这是家事，要听老太太的，电话那头随即砸下去。 矛盾很快蔓延到更敏感的人事上。蒋纬国从国外回来，王世和奉命接机、安排起居，却没及时通报宋美龄。等她知道时，养子已经在家住了几天。 误会澄清后，她把怒气记在这个侍卫长身上。在募捐晚会、外交场合，他喝得有些上头闯进会场，用奉化乡音和外国记者闲谈，被她当面冷言提醒这里不是溪口茶馆，他则硬声说自己就是粗人，不懂洋规矩。 直到重庆那个雨夜，她终于提笔写下那张纸条，交给戴笠去处理。戴笠没有立刻动手，而是辗转几次接头地点，最后在防空洞里把手谕递给蒋介石。 茶杯摔在石地上的声音震得侍卫都听见，蒋介石表示，只要自己还活着，谁都别想动王世和，当年永丰舰、东征、北伐、西安事变，他几次替自己挡在前头，这条命只归他本人做主。 宋美龄的计划就此搁浅，但代价并非没有。抗战胜利后，王世和失去了侍卫长的位置，调查报告上写着管理失职、牵连帮会，真正的缘由心知肚明。 迁往台湾后，他挂了个中将高参的虚衔，被安置在官邸偏院，往日晨昏伺候的日常不再有，和核心权力渐行渐远。 一九六〇年，他病重住进台北医院，唯一的心愿是再见蒋介石一面，却始终没等到。宋美龄派秘书来探视，带来一句往事已过。他听完笑了，笑着笑着咳出一口血。那时戴笠早已坠机，他只能在心里感叹一句，蒋家的水终究太深。 多年之后，阳明山一角立起一块刻着侍卫长王世和的墓碑，石面被风雨打得斑驳。 人们再提起这位出身溪口的表侄，只会说，生死之交也难敌深宅里那本账本。而那年深秋重庆夜里的一纸手谕，就成了这场隐秘博弈最尖利的一根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