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月的一天晚上，地下党马识途刚回到公馆，正要跨进大门时，看到房东家的保姆坐在门斗边的门口，暗地里对他摇手，他马上意识到出问题了，装作走错门的样子，转身离开。 马识途往街角小巷快步走去，一边解开围巾，一边摸向口袋里的假身份证。他知道，问题很可能出在川康特委书记蒲华辅身上。几天前饮涛茶楼的接头，马识途就察觉有人盯梢。 他建议由蒲华辅先离开，自己留下试探。 这种直觉是多年在敌后工作的本能。 几小时后，组织线传来密报，确认蒲华辅已被捕，而且在“火背篼”的酷刑下很快叛变，供出了大量同志的信息，马识途的住处也已暴露。这不是第一次有人叛变，但这一次，暴露的人数之多，危害极大，必须立刻反应。 马识途临时转入一处安全屋。他拆下伪装胡须，把八路军时期随身携带的金丝眼镜换成平光镜，连衣服的扣子都做了伪装处理。 这个时候，成都的街头仍是白色恐怖笼罩，国民党军警到处盘查，只要身份有一丝破绽，就可能立刻被带走。 同时，中统情报处秘书黎强传出内部消息，国民党特务已经列好一份80多人的抓捕名单。马识途在这份名单上，而且排在前几位。他知道，必须分秒必争转移整个特委系统。 于是他用“张司光”的化名安排新的联络点，并设定了一个关键机关：一笔之差就能把名字改成“张同先”。 这一段时间，马识途每天只能睡三四小时。白天发电报，夜里挨户通知需要转移的同志，有的用口令，有的用纸条。 他把每个人的安排写在一张印刷废纸背面，烧掉之前记得滚烫的一瞬间，他心里咬着一个字：快。 几天后，他乔装成“猪鬃出口商”，混进一个由三青团包的商队中。车到贵阳时，宪兵登车盘问。他临时起意，跟着几个商人进妓馆吃“花茶”，扮作醉汉才蒙混过关。 整个过程看似滑稽，其实生死只在一线。 到了广州，马识途又换了一身行头，西装革履，装出一副企业代表的派头，登上了通往香港的头等车厢。他没有多待，几天后便去见时任我党香港组织主要负责人的钱瑛，请求返回成都继续主持转移与策反工作。 钱瑛听后沉默片刻，说：“我不拦你。” 重返成都后，马识途指挥转移、掩护、策反三件事同时进行。他不只想躲过敌人，他要把组织留下来，把人保下来。 最终，在蒲华辅出卖的80多名同志中，仅十余人被捕，大多数得以安全转移。这次事件在党史中被评价为“最小损失保留最大力量”。 后来他不再做隐蔽战线工作，转向文艺战线。他写小说，写回忆，也写那些无名烈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