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邓颖超提出自己病重时实行安乐死，江主席批示：可敬可佩。   1988年邓颖超全面退下来之后，她的身体就像一台超负荷运转太久的机器，各个零件接连发出警报，她曾用一种豁达得近乎调侃的语气说，自己大概算得上是医院里“所有科室的挂号病人”。   这不是夸张，心脑血管的问题、肺部的旧疾，再加上胆结石等大大小小十七种病痛，正一步步蚕食着她的精力。   比起那些体内看不见的病灶，最折磨人、也最让身边工作人员揪心的，是一日三餐，因为下颌骨习惯性脱臼这个棘手的毛病，进食对她来说不再是享受，而是一场漫长且痛苦的拉锯战。   哪怕只是一顿普通的饭菜，往往也要耗上一两个小时，情况糟糕时甚至要三个钟头，每一次咀嚼都伴随着巨大的风险与不适，守在身旁的医护人员常常只能含着眼泪，看着这位倔强的老人一点点艰难地吞咽，靠意志力维持着身体的能量供给。   然而，作为一名彻底的唯物主义者，面对生命的终局，她有着比常人更清醒、更超前的思考，这种思考，并非始于她自己病重之时，而是源于一段刻骨铭心的痛楚记忆。   20世纪70年代，她最亲密的战友和伴侣——周恩来总理，在确诊膀胱癌后的最后四年里，那段时间，周总理经历了大大小小十三次手术，全身插满管子，仅仅依靠药物和器械维持着生命体征。   她眼睁睁看着爱人被病魔和无休止的抢救手段折磨得日渐枯槁，那种毫无质量的生命延续，不仅给病人带来巨大的肉体痛苦，更深深刺痛了她对于生命尊严的理解。   不想重蹈覆辙，成了她晚年最坚定的念头，等到1988年，当广播里开始讨论“安乐死”这一前卫话题时，她像是找到了共鸣，特意致信表示支持，认为这才是唯物主义者对待生死应有的坦荡。   在这一年，她正式向中央递交了一份沉甸甸的申请：既然生命已到尽头，与其浪费国家的医药资源，不如让人走得干净利落，她把这种面对死亡的决绝，称作是一个共产党员的“最后一次革命”。   到了1992年六月里的一天，预感到时日无多的她，无比郑重地向一直陪在身边的赵炜发问，核实那件关乎她生命尊严的大事——请求组织批准在她垂危之际放弃抢救，实施安乐死——是否已经汇报妥当。   这不仅是对个人归宿的选择，更是一种精神上的坚守，拒绝用痛苦换取毫无意义的时间。   曾有人提议为她立传，却被她一口回绝，在那场举世闻名的长征中，因为肺病复发，她是躺在担架上走完那段艰难旅程的，每每回忆起过草地时，马匹陷入沼泽，她自己在泥潭中挣扎了整整两个小时才获救的惊险一幕，她从不觉得自己有什么功劳，反而认为因为受了照顾，自己算不得合格的长征女红军。   这种对自己几近严苛的审视，让她在安排后事时，也将“简单”二字做到了极致：不搞遗体告别，不开追悼会，甚至不保留骨灰，更不允许为故居设立纪念馆。   1992年7月9日的中午，在生命的最后时刻，意识短暂清醒的邓颖超，对着相伴多年的秘书轻声说了一句：“我同你见最后一面。”语调平静，像是在交代一件寻常小事，却让听者心碎。   仅仅不到两天后，7月11日清晨6时55分，这位总是想要减轻国家负担、总是在思考生命价值的老人，终于卸下了一身的病痛，享年90岁，如愿以偿地在她所坚持的尊严中，安详地告别了这个世界。  主要信源：大众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