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渣滓洞的看守黄茂才被判处死刑，行刑当天，黄茂才突然大喊：“别杀我！我为江姐做了很多事情，我是无辜的！” 黄茂才出生于1923年左右的四川荣县农村，那里是典型的川南丘陵地带，农民生活依赖水稻和玉米种植。他早年家庭贫困，父母务农维持生计，兄弟姐妹众多，教育机会有限。1945年，国民党抓壮丁盛行，黄茂才通过当地地主刘重威的关系进入国民党机构，避免了上战场的命运。刘重威是川康绥靖公署官员，利用职权安排黄茂才先担任少尉文书。几个月后，黄茂才被调往重庆渣滓洞监狱担任看守，这座监狱是国民党关押政治犯的主要场所之一，位于歌乐山下，环境恶劣。黄茂才的日常工作包括巡视牢房、点名和协助管理犯人，当时监狱关押着许多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起初，黄茂才对这些工作习以为常，但随着接触增多，他开始注意到犯人们的言行与国民党宣传的差异。 1948年4月，黄茂才正式到渣滓洞任职，两个月后，江竹筠被关押进来。江竹筠原名江竹君，1920年生于四川自贡，193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在重庆从事地下工作。1948年6月14日，她因叛徒出卖被捕，关入渣滓洞。黄茂才在登记名册时发现江竹筠是自贡老乡，这让他对她多了一份关注。江竹筠在狱中表现出坚定的意志，她与其他犯人保持联系，组织学习和斗争。黄茂才逐渐被这些犯人的行为影响，开始质疑国民党当局的做法。江竹筠成功策反黄茂才，让他成为狱中与外界联络的渠道。黄茂才开始传递情报，包括纸条和消息，藏匿方式包括鞋底和衣领。他一共传递情报20多次，还带入食物、药品和报纸。这些报纸报道了辽沈战役和平津战役的胜利消息，对狱中犯人起到鼓舞作用。 在黄茂才的协助下，狱中犯人组织了春节活动，这是渣滓洞监狱中罕见的集体事件。犯人们用有限资源进行交流，增强了团结。黄茂才收到一件由女犯人编织的毛衣，作为对他的感谢。这件毛衣后来成为他证明清白的物证之一。1949年下半年，国民党政权面临崩溃，开始败退大陆。黄茂才在遣散前最后一次帮助胡其芬传递报告，这份报告揭露了国民党特务的屠杀罪行。江竹筠于1949年11月14日牺牲在歌乐山电台旧址，几天后即11月27日发生大屠杀，180多名革命者遇害。黄茂才已于大屠杀前离开监狱，返回荣县老家，这让他避过了直接参与屠杀的指控，但也为后来的冤案埋下隐患。 1951年，黄茂才在荣县一所乡村小学担任教师，生活趋于平静。新中国成立后，开展镇压反革命运动，清理国民党残余势力。公安人员根据渣滓洞看守名单逮捕黄茂才，指控他参与11·27大屠杀和杀害江竹筠等罪行。审讯过程中，黄茂才多次说明自己帮助江竹筠传递情报的事实，但缺乏人证和物证，他的陈述未被采信。1953年，法院以反革命罪判处黄茂才死刑。这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体现了司法对国民党旧人员的严格审查。行刑那天，黄茂才被押往刑场，面对士兵的枪口，他突然喊出那句话，引起行刑人员的注意。他们中止执行，将案件上报重审。 重审后，死刑改判为无期徒刑，黄茂才被关入监狱服刑。他在狱中表现良好，多次获得减刑机会。1961年前，黄茂才出狱，返回荣县老家，继续从事农活和简单工作。他一直保存那件毛衣，作为唯一能证明自己清白的物品。出狱后的生活清苦，他没有稳定的收入来源，依靠家庭和少量劳作维持。1981年，重庆烈士陵园工作人员在整理档案时，发现与黄茂才相关的记录存在矛盾。这些记录显示黄茂才曾帮助狱中犯人，与官方认定不符。馆长卢光泽亲自调查，联系到黄茂才，并找到幸存者曾紫霞。 曾紫霞是重庆大学学生，1948年被捕关入渣滓洞，她是江竹筠的狱友。曾紫霞提供证词，证实黄茂才传递情报的贡献。这份证词成为关键证据，推动案件重审。四川有关部门经过核实，于1981年9月正式为黄茂才平反，撤销反革命罪名。平反后，黄茂才被增补为县政协委员，每月获得30元生活补助。这在当时的经济条件下，缓解了他的生活压力。他晚年参与一些地方历史教育活动，讲述渣滓洞的往事。1997年，重庆烈士陵园聘请黄茂才指导渣滓洞修复工作。他回到现场，面对空牢房鞠躬三次，这成为他与过去和解的象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