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念龙与众多将军大使相比有许多从事外交工作的独特优势：他曾在上海中国公学，主攻美国经济，他主持过日军受降仪式，任职过军调部驻淮阴执行小组代表，他还任过中国人民志愿军俘管团团长。 礼宾司那句向朱德副主席呈递的话还在耳边，他没料到这个细节会让国内发来措辞严厉的电报。 几天后的外交宴会上，他主动向巴外长弗鲁拉汗伸手，对方却侧身与旁人碰杯，那只悬在半空的手，成了他外交生涯第一堂实战课。 冷遇没有让他退缩。 韩念龙发现巴基斯坦街头巷尾的清真寺总飘着经幡，便向上级建议组织中国伊斯兰朝觐团访巴。 1954年朝觐团抵达卡拉奇时，自发来接机的民众围得水泄不通，有人举着中国穆斯林兄弟的牌子哭了。 巴媒体第一次用整版篇幅报道新中国，那些戴着白帽的笑脸，比任何外交辞令都更有力量。 五年后韩念龙坐在东京谈判桌前，面前摊着日方送来的《中日海运协定》草案。 单船停靠第三国港口需另行审批这条款刺痛了他的眼。 他想起在上海中国公学啃过的《国际航运法》，手指点着条文说：贵方这是把商业航线当军事禁区。 最终协定里船舶自由进出对方开放港口的字句，让中国货轮第一次堂堂正正驶入日本港口。 1978年5月的北京，韩念龙把《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76条抄在便签上，推到日驻华大使佐藤正二面前。 东海大陆架从中国陆地延伸出去，就像桌子从桌面伸到地面，哪有把桌面切一块给别人的道理？他声音不高，却带着当年在志愿军俘管团处理战俘时的干脆。 这话被《人民日报》登出来那天，日方悄悄把《日韩大陆架协定特别措施法》压在了抽屉里。 同年12月，黄华外长突发高烧，韩念龙在中美建交谈判桌上接过了记录笔。 美方代表伍德科克盯着他的肩章痕迹那是早年军调部留下的旧伤。 邓小平同志让我转告你，韩念龙把笔帽旋开，1979年元旦建交，邓小平访美，这两个日子，一天都不能改。 后来有人问他怎么敢在台湾问题上松口过渡期，他指着公报里中国唯一合法政府的字眼笑：打仗讲究围三缺一，谈判也得留个让对方下台阶的坡。 当年巴民众簇拥中国朝觐团的欢呼声还在回荡，东海大陆架声明里那句必要反应的分量也从未减轻。 韩念龙用军事生涯炼就的韧性和经济学识沉淀的精准，把一个个外交困局变成了破局的契机这或许就是第一代将军大使留给我们最实在的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