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中国人非常重视宗祧继承，而宗祧继承，则源自血食观念。 熙治走那年才25岁，没留下儿子。 按老规矩，得从同宗晚辈里挑个人继承香火，顺便接他的骑都尉世职。 赵氏选了10岁的瑞昌，英华的娘宗室氏当场就跳起来她儿子英华是熙治亲哥的孩子，论血缘最近，这就是律例里写的应继。 可赵氏说熙治生前最疼瑞昌，还留了玉佩当念想，这叫爱继，得听死者的心愿。 这场官司里吵的应继和爱继，其实是老祖宗传下来的两种规矩。 应继讲的是血缘排辈，亲侄优先，堂侄其次，按《大明律》的说法就是同父周亲，次及大功，像棵树一样，得从离主干最近的枝桠上选。 爱继就灵活些，要是本家侄子实在不合心意，《大清律例》里也写了听其告官别立，给了死者一点挑人的权利。 宗室氏敢这么硬气，背后还有层老恩怨。 熙治的叔叔文祥当年对英华爹凯肇恩重如山，又是荫官又是送银子，还帮着娶了宗室女。 可凯肇后来却唆使弟媳索银，被革了职。 这次争继，有人说就是凯肇在背后撺掇，想借儿子夺回点脸面。 赵氏这边也有证据，她翻出熙治生前给瑞昌的小袄、砚台，说要是不亲，能留这些物件？ 这种事儿在过去不算新鲜。 明朝张居正家里就为立嗣吵过，曾国藩选嗣子时也跳过近亲挑了远房侄孙。 老祖宗定规矩时，其实早想到了血缘和人情可能拧巴。 应继是骨架，保证宗法不乱，爱继是肉，让家里过日子能舒服点。 就像给严苛的法条开了个小窗，透进点人情味儿。 我觉得这种在冰冷法条里找人情温度的做法，其实藏着古人对家庭关系的深层理解。 他们没把法和情完全对立，反而试着在中间找平衡。 就像瓜尔佳家这场官司，最后盛京将军庆裕上疏朝廷，准了赵氏的爱继，既没坏了宗法的根，也没寒了逝者的心。 当年赵氏捧着熙治给瑞昌的玉佩当证据时，大概没料到这起官司会成个镜子。 立嗣单上缺的签字和那些小袄砚台，其实都是古人在说：规矩是死的，可家里的日子是活的。 这种在宗法框架里给个人意愿留余地的智慧，或许就是传统法律最鲜活的温度，让冰冷的条文里，始终藏着对家的柔软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