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90年，221名英国女囚漂洋过海抵达澳大利亚，下船时几乎全部怀孕——这不是意外，是大英帝国用底层女性的子宫开疆拓土的人口实验。 英国18世纪的法律像张密不透风的网，偷条手帕能判绞刑，偷块面包就够流放七年。伦敦纽盖特监狱的铁栅栏间，女囚们像沙丁鱼挤在木桶里，汗味与霉味发酵成帝国的一块心病。 1770年詹姆斯·库克船长在澳大利亚东海岸插下米字旗时，不会想到这片红土将成为倾倒“法律弃儿”的垃圾场。1788年第一舰队扔下736个男囚后，悉尼湾的夜晚开始回荡酒瓶砸碎的脆响——没有女人的殖民地，连斗殴都透着绝望的空旷。 总督阿瑟·菲利普把羽毛笔重重戳在报告纸上，墨水在“需女性稳定秩序”的字样下洇出黑团。伦敦白厅的官员们盯着地图上的澳洲轮廓，突然发现：比起枪支弹药，女人的子宫才是更划算的拓殖工具。 朱莉安娜夫人号1789年启航时，226名女囚的平均年龄卡在27岁——这个被医生标注为“生育黄金期”的数字，比她们偷的布料更精准。船长托马斯·埃德加接到的秘密指令藏在“物资清单”里：多带朗姆酒，少带镣铐。 特内里费港停靠的两周，水手约翰·尼科尔看见女囚玛丽·帕多把缝了一半的婴儿鞋塞进枕下；里约热内卢补给时，大副在日记里画了个歪歪扭扭的笑脸：“每个舱室都有了‘女主人’”。309天的航程，死亡率不到3%，比同期男囚船低十倍——原来“优待”的真相，是让子宫保持最佳受孕状态。 当这些孕妇攥着磨出毛边的粗布裙踏上澳洲土地时，殖民地正闹粮荒。官员大卫·柯林斯在日记里咬牙：“每勺粥都要分给两个肚子”，却没写另页的盘算：这些孩子生下来，就是不用付薪水的永久居民。 有人说她们是为口饭主动攀附船员，可13岁的玛丽·韦德庭审记录上写着“我只是饿”。当生存都是奢望时，“自愿”不过是帝国给压迫裹的糖衣；也有人说船员纪律松散，可35个船员配226个女囚的比例，难道只是巧合？ 英国法律把工业革命中被机器挤垮的纺织女工、洗衣妇们送进监狱，再把她们打包成“行走的子宫”运往澳洲。这种流水线式的人口生产，比任何条约都更能让殖民地扎根——毕竟，血缘比国旗更难拔起。 帕拉马塔女囚工厂的织布机转得飞快，女囚们纺的棉纱里，藏着另一条生产线：男囚用口粮换妻子，生六个孩子就能获释。玛丽·韦德在这里遇见乔纳森·布鲁克时，不会想到自己未来会生21个孩子，更不会想到第五代后裔里，会走出2000年奥运火炬手凯茜·弗里曼。 1850年代金矿热涌来全球淘金者时，澳洲本土出生人口已超过移民。那些曾被叫做“罪犯崽子”的孩子，成了这片土地最硬的根——他们的血管里，流着被侮辱与被损害者的血，也流着一个国家最初的心跳。 如今悉尼博物馆里，玛丽·帕多的婴儿鞋静静躺在展柜里，旁边是凯茜·弗里曼的火炬。两只物件隔着二百年时光相望，像在问：当历史需要拓殖，谁会被推上祭坛？当历史需要英雄，谁又会被重新擦亮？ 221个隆起的小腹，不是意外的浪花，是帝国用女性身体写就的殖民史诗第一行。那些没留下名字的女囚们不会知道，她们被迫种下的生命，最终长成了一棵名叫“澳大利亚”的树，根须扎在苦难里，枝叶伸向天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