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胡村的伪村长杨庆三，将一位受了重伤的八路军战士送到了日本人占领的仁术医院。本以为希望不大，侥幸试试，可没想到日本的医生还竟然真的给战士实施了手术，全力以赴将战士从鬼门关拉了回来。 伤员是在太行山西麓的巷战中中弹的，腹部伤得极重，血流不止。那天是1940年8月9日，八路军游击队在晋中灵石与日军交火后迅速撤离，一队人马带着伤员潜入大常村找救治。 村诊所的大夫翻看了一眼就摆摆手，说这伤命不长了，刀都没得开。王贵强是小队长，脑子里轰地一下。 王贵强懵了几秒，猛地抓住大夫的胳膊，声音都发颤：“你再看看！再想想办法！他才二十出头啊！”大夫叹了口气，掰开他的手，指了指伤员渗血的绷带：“子弹打穿了肠子，腹腔里全是淤血，我这小诊所连麻药都没有，拿什么开刀？” 这话像一盆冷水，浇得王贵强浑身冰凉。他转头看了看躺在门板上的战士，小伙子脸白得像纸，嘴唇干裂，气若游丝，嘴里还断断续续念叨着“打鬼子”。撤退的时候，这小子为了掩护队友，硬生生扛了这一枪，要是就这么没了，王贵强这辈子都得活在愧疚里。 有人在旁边小声嘀咕：“要不……找找胡村的杨庆三？” 这话一出，所有人都沉默了。杨庆三是胡村的伪村长，顶着个汉奸的名头，天天在日本人面前点头哈腰。可私下里，他没少偷偷给游击队送粮食、递情报。只是这次不一样，是送一个活着的八路军进日本人的医院，这哪是求助啊，这分明是把杨庆三往火坑里推！ 王贵强咬咬牙，没得选了。他揣了两把驳壳枪，带着两个队员摸去了胡村。 杨庆三当时正在自家院子里编筐，一听这事儿，手里的竹条“啪”地断成两截。他皱着眉来回踱步，烟锅子在鞋底磕得邦邦响：“你们是真敢想！仁术医院门口全是二鬼子站岗，进去就得查身份，这事儿要是露了馅，我全家老小的命都得搭进去！” 王贵强“扑通”一声跪下了：“杨村长，我知道这事儿凶险，可战士不能就这么等死啊！你要是肯帮，日后游击队定当报答；你要是不肯，我绝不怪你，现在就带人走！” 杨庆三看了看他，又想了想那个奄奄一息的战士，狠狠心把烟锅子一扔：“罢了！都是中国人，见死不救，我还算个爷们吗？” 当天夜里，杨庆三找了辆驴车，把伤员藏在一堆柴火底下，自己换上一身干净的褂子，揣着平日里给日本人办事的“良民证”，赶着车就往县城走。 到了仁术医院门口，岗哨果然拦住了他们。一个伪军端着枪，唾沫星子喷了杨庆三一脸：“杨村长，深更半夜的，拉的什么玩意儿？” 杨庆三脸上堆着笑，递过去一包烟：“兄弟，我侄子上山砍柴摔了，肠子都快出来了，麻烦行个方便，让日本大夫给看看。” 伪军伸手就要掀柴火，杨庆三赶紧拦住，塞过去两块大洋：“孩子疼得厉害，经不起折腾，你通融通融。” 伪军掂了掂大洋，咧嘴一笑，挥挥手放行了。 进了医院，杨庆三直接冲到值班室，正好撞上一个叫佐藤的日本医生。佐藤刚做完一台手术，累得满脸疲惫，看到浑身是血的伤员，眉头立刻皱了起来：“他是什么人？” 杨庆三的心提到了嗓子眼，硬着头皮撒谎：“是我侄子，砍柴摔的。” 佐藤蹲下来，掀开伤员的衣服看了看伤口，又摸了摸脉搏，突然抬头盯着杨庆三：“这不是摔伤，是枪伤。子弹从左侧腹部射入，贯穿了小肠，是战场上的伤。” 杨庆三腿一软，差点瘫在地上。他知道瞒不住了，索性豁出去了：“佐藤大夫，他是八路军，是打鬼子的！您要是救他，就是救一条抗日的命；您要是把我们交出去，我认了！可这孩子是条好汉，求您别让他死得不明不白！” 让杨庆三和王贵强没想到的是，佐藤沉默了几秒，竟然对护士喊了一声：“准备手术室，立刻手术！” 那天晚上，佐藤带着两个护士，在手术台上熬了整整四个小时。手术室的灯亮了一夜，杨庆三和王贵强就在门外蹲了一夜，听着里面的器械碰撞声，心都快跳出来了。 天亮的时候，佐藤推开门走出来，摘下口罩，疲惫地笑了笑：“子弹取出来了，肠子也缝好了，命保住了，接下来就看他能不能挺过感染这一关了。” 杨庆三“扑通”一声给佐藤跪下了，磕了三个响头。佐藤赶紧把他扶起来：“我是个医生，不是军人。在我眼里，只有病人，没有八路军和日本人的区别。” 后来，杨庆三托人给医院送了好几次粮食和鸡蛋，佐藤也一直偷偷给伤员换药，还嘱咐护士不要声张。半个月后，伤员能下床走路了，杨庆三又趁着夜色，把他偷偷送出了县城。 这件事，在当地流传了很多年。有人说，杨庆三是个真汉子，顶着汉奸的名头，干着爷们的事；也有人说，佐藤不是个坏日本人，他的手术刀，救的是人性的光。 战争年代，人性从来都不是非黑即白的。有的人身穿军装，却干着伤天害理的事；有的人顶着骂名，却在暗处守护着同胞；还有的人，跨越了国籍和阵营，守住了医者的本分。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