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4月28日，李大钊从容地走上了绞刑架。 北平京师看守所的铁门在身后缓缓关上，38岁的李大钊整理了一下藏青色棉袍的领口。 他抬头望向灰蒙蒙的天空，同案的19位同志正被押往不同的刑台，没有人说话，但彼此交换的眼神里，有比语言更坚定的东西。 三天前狱警送来纸笔时，他本可以像其他人那样写份悔过书换条生路。 但铺开纸的瞬间，那些在北大红楼给学生讲唯物史观的夜晚，在长辛店铁路工厂听工人兄弟讲疾苦的清晨，突然全都涌了上来。 最后落在纸上的，是"矢志努力于民族解放事业"这12个字。 刽子手显然没见过这样的犯人。 当绞索第一次套上脖颈，他还在轻声背诵《共产党宣言》的片段。 绞架三次升起又落下，棉袍的衣角在风中抖动得像一面残破的旗帜。 后来看守回忆，行刑结束后整理遗物，发现他内衣口袋里还装着半截没写完的《狱中自述》，钢笔尖卡在"青春之国家"的"家"字上。 这位留日归来的经济学教授，原本可以在书斋里安稳度日。 学生邓恩铭记得，先生在课堂上讲到工人受剥削时，总会把西装袖口卷起来，露出被粉笔灰染白的手腕，"你们看，这就是劳动者的颜色"。 1926年三一八惨案后，白色恐怖笼罩北平。 有人劝他南下避难，他却把妻儿送到乡下，自己搬进东交民巷苏联大使馆继续工作。 那些藏在书架暗格里的军事地图，标注着他计划联合冯玉祥国民军的路线，铅笔线条密密麻麻，像一张铺在北方大地上的革命蛛网。 如今北大红楼的展厅里，还陈列着他用过的铜墨盒。 墨色早已干涸，但盒盖上"铁肩担道义"的刻字依然清晰。 去年有群00后学生参观时，对着展柜里泛黄的《唯物史观研究》笔记争论，"先生要是看到现在的中国，会不会觉得当年的牺牲值得？"讲解员没说话，只是指了指笔记里那句被红笔圈住的话："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 "藏青色棉袍的第三个纽扣在就义时被扯掉了，后来被同监室的难友偷偷藏在墙缝里。 这个带着弹孔的铜纽扣，现在躺在国家博物馆的展柜中。 旁边玻璃柜里，是2021年党史学习教育时，一位老党员捐赠的1951年《人民日报》，上面刊登着当年告密者雷恒成被处决的消息。 两件展品隔着七十四年的时光，在同一束光线下沉默相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