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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88年,当第一批英国舰队抵达澳大利亚时,这片广袤的土地上还生活着近百万原住民

1788年,当第一批英国舰队抵达澳大利亚时,这片广袤的土地上还生活着近百万原住民。谁也想不到,仅仅一百年后,这片土地上的原住民竟然只剩下了6万人!从近百万到6万,中间那消失的几十万人,到底经历了什么? 船长是詹姆斯·库克。他在航海日志里记录海岸线、礁石、水深,也记录“无人居住的土地”。随后,他在一座小岛上完成了象征性的宣示——把这片海岸命名为“新南威尔士”。 这个动作没有枪声,没有战斗。 但它改变了此后一个世纪的走向。 1788年,第一舰队真正抵达。11艘船,约1400人,其中大多数是罪犯和看守。他们带来的不是文明的对话,而是制度、牲畜、作物、病菌,以及“土地可以被占有”的观念。 在欧洲人的世界里,土地属于国家,属于国王,属于法律文件。 在原住民的世界里,土地是祖先,是路径,是食物,是仪式。 两种世界观,没有缓冲地带。 冲突,从第一天就已经写好。 真正的崩塌,来得比武装冲突更早。 1789年,殖民地建立仅一年,悉尼地区突然爆发天花。 这种疾病,对欧洲人来说并不陌生,但对澳大利亚原住民来说,是完全陌生的死神。 没有免疫。没有药物。没有隔离概念。 死亡不是零星出现,而是成片倒下。整条海岸线的部族,在数周或数月内消失。幸存者带着病毒继续迁徙,把灾难扩散到更远的内陆。 历史学者至今仍在争论:病毒从哪里来?是船只携带?是人为投放?还是偶然泄露? 但有一点没有争议——这场疫情对原住民社会是毁灭性的。它打碎了人口结构。切断了知识传承。 让许多部族在还没见到殖民者之前,就已经走向崩溃。 而殖民扩张,并没有因此停下。 真正让原住民社会持续失血的,并不只是最初的疾病,而是随后几十年里不断推进的殖民扩张。 19世纪初,英国殖民者开始大规模向内陆移动。原因很简单:沿海已经不够用了。牧场需要草地,牲畜需要水源,殖民经济需要不断向外延伸。地图一张张被画出,界线一条条被划定,而这些线条,在原住民的世界里原本并不存在。 土地开始被圈占。水源被围栏挡住。狩猎路径被切断。 对殖民者来说,这是合法的开垦;对原住民来说,这是生存空间被一点点挤压。许多部族被迫进入已经有人放牧的土地,只为寻找食物和水。这种行为在殖民法律体系中被视为“偷窃”“侵入”,于是冲突迅速升级。 最初是零星暴力。 一次牲畜被杀,一次报复性射击。 随后变成系统性的清剿。 在新南威尔士、维多利亚、昆士兰等地,殖民政府与地方武装反复展开所谓“边境行动”。文件中常用的词是“平定”“镇压”。但从结果看,许多行动的目标并不是制止冲突,而是清空土地。 1830年代的塔斯马尼亚尤为典型。殖民当局组织武装队伍,试图用人墙把原住民“赶离”居住区。这类行动并未真正成功,却进一步加剧了死亡与流离失所。 1838年的迈奥尔溪事件,让外界第一次较为清晰地看到这种暴力的轮廓。几十名原住民在一次有组织的行动中被杀害。这起案件后来进入司法程序,成为少数被正式审理的屠杀事件。但正因为它“被记录”,才显得格外特殊——更多类似事件,从未进入档案。 与此同时,殖民政策开始转向“保护”。原住民被集中到保留地,行动受限,劳动被控制,生活被监管。儿童被带离家庭,送往教会或机构,语言和文化被系统性切断。 冲突在表面上减少了。 但人口,仍在下降。 枪声渐渐稀少,可原住民社会已经被拆解。 从土地开始,一切都回不去了。 1901年,澳大利亚联邦成立。 官方统计显示,原住民人口约6万至7万。 与1788年前估计的近百万相比,这是一个令人震惊的断崖。 但这个数字,并不只是死亡的结果。 它还包含排除。 很多原住民没有被计入人口统计。 他们不被视为“公民”,不在国家制度之内。 即便如此,下降趋势依然清晰得无法回避。 疾病。 暴力。 土地丧失。 制度性隔离。 没有哪一个因素单独完成了这场消失。 但它们一起,完成了。 直到20世纪中期,随着公共卫生改善、政策转向、族群认同恢复,原住民人口才开始回升。 可消失的,不只是人数。 还有语言。 记忆。 完整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