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这是一群从内地逃到香港的人，在排队领香港身份证。当时，只要你能到达香港，就能领取香港身份证，所以，逃港的人越来越多。1950年至于1980年，内地共有56.6万人逃港。 队伍里的人大多衣衫褴褛，脚下的解放鞋沾着黄泥和草屑，脸上带着长途跋涉的疲惫，眼神里却透着一股豁出去的光亮。排在队伍中段的阿明，裤腿还在往下滴水，他是前一天夜里从深圳湾的滩涂摸过来的，冰冷的海水泡得他双腿发麻，上岸后连打了十几个喷嚏，却不敢停下来取暖。 他是广东惠阳的农民，家里的三亩薄田收成全看天，1978年的那场台风刮走了所有庄稼，囤粮吃完后，一家人只能靠番薯叶和野菜度日。弟弟饿得直哭，妹妹的脸蜡黄得像纸，他咬着牙把家里唯一的铁锅卖了，换了几个粗粮馍馍，揣在怀里就朝着香港的方向走。 那时候的粤港边境，铁丝网拉得密密麻麻，边防巡逻队的脚步声隔老远就能听见，阿明跟着同乡钻过芦苇荡，躲在坟茔里熬过整夜，好几次差点被巡逻的灯光照到，心脏都快跳出嗓子眼。他见过有人在翻越铁丝网时被划伤，鲜血染红了半片衣角，也见过有人因为体力不支，倒在半路再也没起来，那些画面成了他心里挥之不去的阴影，却没能拦住他往前走的脚步。 那时候的香港，已经是亚洲有名的自由港，工厂里的机器昼夜不停，街上的霓虹灯亮得晃眼，随便找个码头扛活，一天挣的钱都比在内地干一个月多。 这样的消息像长了翅膀，飞过边境线，落在广东、福建的乡村和小镇里，钻进每一个被贫穷压得喘不过气的人耳朵里。他们不是不知道逃港的危险，只是看着家里空空的米缸，看着孩子瘦得皮包骨头的模样，就再也坐不住了。56.6万人，这个数字背后不是冰冷的统计，是56.6万个挣扎求生的家庭，是56.6万双渴望改变命运的眼睛。 这些逃港的人里，有农民，有工人，有辍学的学生，还有手艺人，他们抵达香港后，领到那张薄薄的身份证时，有的人当场就哭了，那不是喜悦的泪，是一路颠沛流离的委屈，是终于能活下去的释然。 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刚到香港时只能干最苦最累的活。去建筑工地搬砖，去纺织厂踩缝纫机，去码头扛麻袋，住的是十几个人挤在一起的铁皮屋，夏天热得像蒸笼，冬天冷得透心凉。阿明在码头扛了三年活，每天天不亮就起床，直到深夜才收工，肩膀被麻袋磨出厚厚的茧子，双手裂得全是口子。 他舍不得花钱买新鞋，解放鞋的鞋底磨穿了，就捡块胶皮垫进去，走一步硌一下，疼得直咧嘴。他把大部分工资寄回家里，只留一点点钱买粗粮和咸菜，每次收到家里的回信，说弟弟妹妹能吃上白米饭了，说家里盖了新土坯房，他就蹲在码头的角落里，偷偷抹一把眼泪。 很少有人知道，这些逃港者为香港的发展埋下了多少伏笔。他们带着内地人吃苦耐劳的韧劲，钻进工厂的流水线，扎根在城市的各个角落，用汗水浇灌着这座城市的繁华。 上世纪70年代末，香港的制造业迎来爆发期，电子、纺织、玩具等产业遍地开花，很多工厂的主力军，都是这些从内地逃来的人。他们没有学历，没有背景，唯一的资本就是能吃苦，别人不愿意干的活他们干，别人嫌累的班他们加，硬是在陌生的城市里，闯出了一片立足之地。 随着时间推移，内地的改革开放大幕缓缓拉开，经济的春风吹遍了大江南北。深圳从一个小渔村变成了高楼林立的特区，珠三角的工厂越建越多，曾经流向香港的人潮，开始慢慢回流。 阿明就是在1985年回的家，他带着在香港攒下的积蓄，在镇上开了一家小五金厂，靠着在香港学到的技术和经验，生意越做越红火。他再也不用颠沛流离，再也不用躲躲藏藏，家门口的公路越修越宽，村里的小楼越盖越高，曾经遥不可及的好日子，就这样实实在在地落到了眼前。 56.6万逃港者的故事，是一段特殊历史时期的缩影。它见证了贫穷给人带来的无奈，也见证了普通人在命运面前的挣扎与抗争。那些曾经的血泪与汗水，最终都化作了时代前进的注脚。如今再回望那段历史，我们更能明白，国家的发展，民族的复兴，从来都不是一句空话，它关系着每一个普通人的饭碗，关系着每一个家庭的幸福。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