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罗瑞卿复出主持军委工作，时年72岁，腿疾严重，行动不便。在众人反对声中，他执意赴西德治疗。 那会儿军委办公室的人都知道，罗帅复出后，桌上的文件堆得比小山还高。他每天坐着轮椅办公，有时候开会到一半，腿肿得厉害，额头上全是汗，却硬是撑到散会。有次警卫员看他疼得攥紧拳头，小声劝：“首长，要不下午的会推迟吧？”他摆摆手：“推迟？部队的事能等吗？我这条腿拖了这么多年，不能再拖工作的后腿。” 其实他的腿伤是老毛病了，早年打仗落下的病根，后来又因为意外加重，这些年一直靠药物和理疗撑着。复出前医生就说，保守治疗最多维持现状，想恢复行走基本不可能。但他偏不信，说：“我是军人，军人的腿是用来站着指挥的，不是用来坐轮椅的。” 身边人劝他：“您都72了，安安稳稳养着多好，跑那么远干啥？”他听得直皱眉：“安稳？现在部队要整顿，要搞现代化，多少事等着做？我坐着轮椅怎么下部队？怎么看边防？西德那边骨科技术好，我去试试，能站起来就行，哪怕拄着拐杖，能自己走几步，就能多去基层看看。” 他跟家里人说得实在：“我这条腿，不光是我自己的，是组织给的任务，得对得起这份信任。你们别担心，治好了我就回来，军委的事离不开人。”孩子们知道他脾气，认准的事九头牛拉不回，只能反复叮嘱医生跟着照顾好。 到了西德医院，医生检查完说手术难度不小，毕竟年纪大了，身体底子也亏。他听完反倒笑了：“难度大才要做，容易的事用得着我跑这么远？你们尽管放手治，我这条腿，当年枪林弹雨都挺过来了，还怕手术刀？” 手术那天，他进手术室前，还跟随行的同志说：“等我出来，咱们把下半年的训练计划再捋一遍，有些老传统不能丢，但新装备的训练也得跟上。”谁都没想到，手术很成功，医生说第二天就能试着站一站，他高兴得半夜没睡着，拉着翻译问：“你们说，我明天要是能走两步，是不是就能提前回国了？” 结果天快亮的时候，他突然说胸口闷，还没等医生赶到，人就没了。后来整理遗物，发现他笔记本上最后一页写着：“腿愈，即刻返京。” 现在想起这些，心里总有点堵。他一辈子都在跟“不能”较劲，年轻时说“军人不能怕死”，后来落难时说“共产党员不能低头”，到老了又跟自己的腿较劲，就为了能多做点事。有时候会想，要是他没去治，是不是还能多在岗位上待几年？可转头又觉得，他那样的人，大概宁愿倒在想站起来的路上，也不愿坐着等日子。这种拧劲儿，让人心里又酸又热，说不清是该替他叹口气，还是该敬他这股不服输的劲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