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玄龄的能力到底有多强 难怪房玄龄会成为贞观第一功臣 早在隋朝还没崩盘的时候，房玄龄就已经展现出了超越常人的政治嗅觉，那时候他才十八岁，就考中了进士，在隋朝做官。 可他一眼就看穿了看似繁华的隋王朝背后的危机，断定这个朝代长不了。 后来李渊在太原起兵，李世民率军打到渭北，房玄龄二话不说，直接扔下隋朝的官职，拄着拐杖就跑到军门投奔李世民。 这一投奔可不是一时冲动，而是他经过深思熟虑的选择，事实也证明了他的眼光有多准——李世民一见到他，就像遇到了知己，当场就任命他为谋主，而房玄龄也把李世民当成真正的明主，拼尽全力辅佐。 跟着李世民打天下的时候，房玄龄的格局就和其他将领不一样。 别的将领打完仗，都忙着抢金银珠宝、绫罗绸缎，唯独房玄龄一门心思干两件事：一是搜罗天下有才之人，把他们招到李世民麾下；二是收集各地的民情资料和隋朝的图籍文书，为将来治国做准备。 就说杜如晦吧，后来和他并称“房谋杜断”的核心人物，当初差点就被调离秦府，是房玄龄拼命在李世民面前争取，说“杜如晦有王佐之才，要是想成就大业，绝对不能少了他”，这才把杜如晦留了下来，后来成了李世民身边不可或缺的得力助手。 单说这一点，房玄龄就不是个只看眼前利益的人，他考虑的是整个团队的长远发展，这种识人和布局的能力，在当时的功臣里实属难得。 真正让房玄龄奠定核心地位的，是玄武门之变。 当时太子李建成和齐王李元吉联手打压李世民，局势越来越紧张。 房玄龄最早察觉到危险，主动找到长孙无忌商量，建议李世民效仿周公，先下手为强，除掉李建成和李元吉，才能保住大唐的江山社稷。 这个建议说到了李世民的心坎里，也成了玄武门之变的核心思路。 可李建成也知道房玄龄和杜如晦是李世民的左膀右臂，特意在李渊面前说他们的坏话，把两人逐出了秦府。 关键时刻，李世民下定决心发动政变，派尉迟敬德秘密召回房玄龄和杜如晦。 两人冒着生命危险潜回秦府，和李世民一起制定了详细的政变计划。 可以说，没有房玄龄的率先谋划和关键时刻的助力，玄武门之变的结果真不好说。 李世民能顺利登基，房玄龄绝对是首功之臣。 李世民登基后，改元贞观，房玄龄被任命为宰相，这一当就是近二十年。 在治国理政上，房玄龄的能力更是发挥得淋漓尽致。 当时唐朝刚建立，政府机构臃肿，官员多达两千多人，人浮于事，办事效率极低，还加重了百姓的负担。 房玄龄奉命精简机构，他大刀阔斧地改革，最后把中央文武官员精简到643人，做到了“任官惟贤”“量才授职”，不仅提高了行政效率，还减轻了百姓的赋税压力。 这种敢下手、能落地的改革能力，可不是一般人能有的。 而且房玄龄用人有个特点，就是“闻人有善，若已有之”。 只要发现别人有才能，就像自己有一样高兴，会主动推荐给朝廷。 他用人从不求全责备，也不看出身贵贱，不管是寒门子弟还是名门之后，只要有本事就能得到任用。 贞观年间人才济济，“群材蚁附”的盛况，和房玄龄掌管用人大权时的任人唯贤政策分不开。 除此之外，他还牵头制定了《唐律》，把隋朝繁琐严苛的法律改得宽简适中，减去了92条死刑和71条流刑，其余改重为轻的条款更是不计其数。 这部《唐律》后来成了唐朝法治的基础，影响深远。 房玄龄和杜如晦的配合更是传为佳话，“房谋杜断”可不是浪得虚名。 房玄龄善于谋划，不管是治国方略还是具体事务，他都能想出周密的方案；而杜如晦善于决断，能在众多方案中选出最优的执行。 两人同心协力，把朝政打理得井井有条。 而且房玄龄虽然身居高位，却从来不敢有丝毫懈怠，兢兢业业近二十年，把全部心血都放在了国家大事上。 更难得的是，房玄龄敢于直言进谏，而且总能说到点子上。 到了晚年，房玄龄重病缠身，可当他听说唐太宗还想再次征讨高丽时，不顾自己的身体，亲自写下谏表，诚恳地劝说太宗：“现在天下太平，百姓安居乐业，只有征讨高丽会成为国家的大患，我如果知道了不说话，死了也闭不上眼睛。 ”唐太宗看完后深受感动，感叹道：“这个人都病成这样了，还在为国家担忧。 ”这份忠诚和担当，更是让他在功臣中脱颖而出。 纵观房玄龄的一生，他既有洞察时势的眼光，又有运筹帷幄的谋略；既能在打天下时为君主招揽人才、谋划全局，又能在治天下时精简机构、制定法律、任用贤才；既有出众的能力，又有谦逊忠诚的品格。 李世民手下的功臣各有千秋，但像房玄龄这样全能且能始终如一辅佐君主、支撑起王朝根基的，却是独一份。 所以说，房玄龄能成为贞观第一功臣，从来都不是偶然，而是他卓越能力和毕生付出的必然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