迟浩田同志是张爱萍同志的老部下，曾经隶属于第三野战军，他们有着将近二十岁的差距！ 一九九八年冬天，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同一切经营性企业彻底脱钩的决定登在报纸上，字不多，却把军队和市场划开了一刀。 很多老将军看着那几行字，知道是给军队经商这件事画上句号。 时间往前拨到一九八五年前后，国家为推进改革开放压缩军费，部队手头紧。 国务院和中央军委鼓励军队自筹财力，搞生产经营、对外贸易，给经费打补丁。对不少单位来说，这是条新路：既能补钱，又能改善生活，看上去顺理成章。 张爱萍那时在国防部主持工作，心里却有疙瘩。 在军委会上，他把话说死：穿上军装就该想着打仗，年年下海跑买卖，迟早要出事；军费再紧，也不能指望“兵养兵”。 在他看来，这不是多挣不挣钱的问题，而是军队还能不能像军队的问题。 家里也绕不开这个话题。 儿子张胜觉得观念该变，国防工业能搞民品、搞出口，军队为什么不能分一杯羹。 两人一句一句顶着说，张胜甩出那句“国防工业都能经商，部队怎么不行”，老父亲回了一声“胡搅蛮缠”，茶杯在桌上一磕，这场争论就停在当场。 火气下来，张爱萍把理摊开。 军工企业本来就是国家经济建设的一部分，光靠军品订单吃不饱，接点民用项目，是“以民养兵”。 可军队真要扎进市场，拉货、谈价、算利润，人就容易被钱拽着走。 枪一旦沾上铜臭，再想保持干净，比打仗难多了。他问了一句：用这种路子养出来的兵，老百姓敢不敢把命交给他们。 一九八五年三月十四日，他给国防科工委党委写信，点名有人整天惦记挣钱，不肯钻研科学技术，小心把人格也变成可以标价的东西。 信发出去，国防科工委经商的劲头没减，他摇摇头，只说“以钱为中心”。 那几年，他常念“木必先朽而虫始蛀之”。 一九八六年六月，军委开座谈会谈军队经商，他在会上送给迟浩田两句老话：“勿逐名利自蒙耻，要辨伪真羞奴颜；破世俗一尘不染，立高洁两袖清风。”会后又拉着迟浩田说，从清代到近代，多少教训都在提醒：军队离开打仗这个本职，国家早晚吃大亏。 一九八七年，他把在参谋部任职的迟浩田叫到家里，把史书放在桌上。清初八旗军入关时骁勇，后来不少将领忙着经商置产，兵跟着享福，不肯练兵；英法联军一打就露了底；甲午对日，又是一败再败；八国联军进北京，更是挡不住。 民国新旧军阀中，也有不少把心思放在做生意上，真到开战，先想着的是地盘和银子。这几段历史一合在一起，就是一句话：军队一旦被钱拖住脚，打仗的本事迟早要丢。 张爱萍清楚，军费窟窿摆在那里，军队经商在一段时间里确实缓解了紧张，也让不少官兵尝到了“市场”的甜头，想立刻掉头不现实。他咬住一点：钱的问题可以慢慢想办法，军队一旦被钱牵着走，再想把心收回战场，要付更大的代价。 调整慢慢往前推。一九九一年，中央军委画出一条线：师级及其以下作战部队，不得经营企业。一九九三年七月中旬，军委常务会议连续三个半天专门讨论军队经商，结论很明白，经商在弥补经费、保障生活方面起过作用，再拖下去，弊大于利。 一九九六年年初，中央军委决定进一步清理整顿全军范围内自主生产经营，挂靠在军队名下的地方企业，要一一理顺关系。 一九九八年三月，明确连非作战部队也不得继续搞生产经营。 同年七月，全国展开打击走私行动，中央作出决定：军队、武警部队和政法机关一律不再从事经商活动。 从纸面落到地面，要真金白银往外挪。一九九八年十二月，军队交付企业近三千个，总资产八百多亿元、净资产近三百亿元，从业人员二十余万；确定撤销企业近四千个，总资产一百五十亿元、净资产六十余亿元，从业人员十数万人。 保留的两百多个保障性企业、一千多个福利性企业，按政策逐一审核，力争在一九九八年年底前同经营性企业彻底脱钩。一九九八年十二月十五日，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完成与一切经营性企业“分家”。 一九九九年一月十一日，国家税务总局下文，军队企业移交地方后不再享受原有优惠政策，移交前欠下的税，与债权债务一道划走。在很多老军人看来，这一笔等于给军队经商那段日子盖上章。 更长的一条尾巴拖到二〇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才剪断。 那一天，所有相关项目按期停止，“停止军队经商”才算完全落地。 说回迟浩田和张爱萍，两人差了将近二十岁，又是第三野战军的上下级，对军队什么样才像军队有共同想法：军装不能被钱味盖住，这支军队得能打仗，让老百姓见了心里踏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