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年的3月21日，陈永贵因为肺癌晚期住院。 太行山脉的石头有多硬，大寨人就有多犟。 1914年陈永贵出生时，太行山的风正卷着黄沙掠过昔阳的土地。 5岁跟着父亲逃荒到大寨，这个石厚土薄的山村成了他的家。 12岁那年父亲走了，村支书贾进才领着村民轮流给他送窝头，灶台上的铁锅总是热乎的。 后来他常说：大寨人的恩情，我拿一辈子也还不清。 1953年的春天，陈永贵扛着钢钎站在狼窝掌坡地前。 脚下是40度的陡坡，眼前是30万立方米的石头。 他带着村民用箩筐背、用肩膀扛，十年间垒起1.8万道石堰。 手掌磨出的茧子比鞋底还厚，可梯田里的麦苗却一年比一年壮实。 1965年打下的704斤亩产，让大寨成了全国的榜样。 联合国考察团来时，摸着梯田的石墙直咋舌：这哪是种地，是在石头上绣花。 中南海的灯光比大寨的煤油灯亮堂，却照得他有些不自在。 1975年当上副总理，他还保持着三三制：三分之一时间在北京，三分之一回大寨，剩下的时间扎在全国的田埂上。 农业部的干部记得，这位总理下田从不带秘书，裤脚卷得比农民还高，抓起一把土就能说出酸碱度。 可会议桌上的文件让他头疼，那些方块字像梯田里的石头，怎么也摆不整齐。 1980年秋天，陈永贵把辞职信放在桌上。 窗外的银杏叶黄了一地，他却收拾行李去了东郊农场。 有人劝他留个闲职，他摆摆手：锄头把才是我的本分。 农场的职工常看见，这个头发花白的老人蹲在菜地里，汗珠砸在菜叶上的声音比说话还响。 小儿子想托关系找工作，被他拿烟袋锅敲了脑袋：凭本事吃饭，别给大寨丢脸。 八宝山的春风裹着纸钱灰，飘得比大寨的炊烟还轻。 1986年3月26日，20多个人站在告别厅里，手里攥着的不是花圈，是大寨新摘的红枣。 宋玉林打开他的工资折，8365元的数字刺痛了眼这是当了五年总理的全部积蓄。 后来这笔钱变成了大寨小学的新课桌，孩子们写字时，铅笔尖划过纸面的沙沙声，像极了当年他带领村民修梯田时的石锤轻响。 如今狼窝掌的梯田还守着太行山，每块石头都记得那个光膀子打夯的身影。 陈永贵故居的墙上挂着顶旧草帽，帽檐的破洞透着风，就像他常说的：咱农民出身，就得让根扎在土里。 这种把苦难垒成梯田的韧劲，或许正是这片土地最结实的底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