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1年的广州，28岁的宋庆龄站在55岁的孙中山身旁，这对相差27岁的恋人眼中闪烁着坚定的光芒。彼时没人会想到，这位宋家二小姐为爱情与家族决裂，更会在后来的枪林弹雨中演绎出震撼历史的传奇。 往前翻，要翻到她的母亲身上。 倪珪贞，徐光启后人，家里既念圣经，也读经史。 外头流行“严父慈母”，他们家偏偏反着来，母亲管得严，父亲护得多。大姐宋蔼龄被叫去学刺绣，不服管，捉弄老师，挨了母亲一通训，父亲却来一句“不喜欢就算了”。 刺绣没学成，路倒是越走越远，她跟弟弟们一样被送出国，成了中国最早那拨女留学生之一，街坊议论，宋家夫妇一概当耳边风。 在这样的屋子里长大，宋庆龄的性子偏稳。 三姐妹里，她最少闯祸。 家里紧的时候，穿姐姐剩下的衣服，从不嫌弃。大姐出国，她帮母亲照看弟妹，跟个小大人似的。私塾老师评价她“朴素，爱美”，话不热闹，却说在点子上。 父亲在家里和和气气，在外面又有另一层身份。 一八九四年，他和孙中山彻夜聊救国，一拍即合，回到上海，在自家地下室架起印刷机。 明面上印圣经，纸页里悄悄夹着“打倒清政府”的字样。 倪珪贞坐在旁边，一本本装订，自己的母亲劝她别卷进去，她摇摇头。 爱国的种子，就是从那时一点点撒进几个孩子心里。 一九一四年，反对袁世凯的斗争失败，宋耀如带着全家流亡日本。 人的位置一换，关系也跟着往前挪。宋蔼龄先做孙中山秘书，成婚后离开，空出来的位子落在宋庆龄头上。那年夏天，在朋友梅屋庄吉家里的聚会，厅里灯光发黄，她坐在钢琴前，二十出头，神情很静。 琴声一停，她抬眼，看见孙中山的目光一直追着自己。 出门时两人对上一眼，都没多说，心里各自记下了这一笔。倪珪贞看得早，这个“孙先生”她认识多年，革命的好处她懂，风浪有多大她也清楚。 女儿喊了多年的“孙叔叔”，若再往前一步，年龄、名声、流言会一股脑压下来。 她没同女儿绕弯子，直接把宋庆龄带回上海，秘书不做，日本先撤，算盘打得很明白：感情趁嫩赶紧压下去。 回到上海，她开始张罗女儿婚事，很快看中一户姓荣的富裕人家，家底清楚，口碑也好。 宋庆龄嘴上不争，脚下另走一条路。她托朋友朱卓文帮忙，在朱家附近找了间房，挂着“每周一三五去给小女孩上英文课”的牌子，人一进门，课没上多少，信倒写得勤。 她在那些日子里给孙中山写信，替他处理事务，两边隔着海谈革命，谈将来，感情越扎越深。 母亲那边，心思越来越乱。她平日总爱带孩子们去纪念抗倭的牌坊前，站在石碑底下说“要报效祖国”，一句比一句硬。轮到女儿真把一辈子押在这条路上，她晚上躺下，心里像被人拧着，爱国是大义，女儿是命根，这两头怎么都不顺。 一九一五年秋，宋庆龄和孙中山说好了，她回家把这桩婚事摊开。 父母听完，人都僵住。母亲掉泪，父亲沉着脸，态度摆在那里。 倪珪贞急得发抖，提出赶紧让她嫁给荣家的小伙子。 宋庆龄火气往上冲，眼前一黑，当场倒地，全家人手忙脚乱把她抬进卧室。 清晨六点，天还发灰，事情已经变了样。 宋庆龄在保姆帮助下悄悄出门，往码头走，准备去日本。走出门口时，她回头瞄了一眼母亲房间的窗子。多年以后她说，看见窗帘轻轻动了一下，知道母亲站在后面，只是没叫她。年轻人往外闯时，脚底下生风，很少肯多看那一眼。 十月二十四日，她抵达日本，与孙中山相会。第二天，两人在简单仪式中结婚。第三天，在梅屋庄吉家的客厅里摆上茶点，请朋友来喝茶聊天。就在这一天，宋耀如和倪珪贞从上海赶到，推门一看，屋里已经是新婚夫妻迎宾的场面。 倪珪贞站在门口，眼泪止不住往下掉。 宋耀如走过去，当着众人跪下，给孙中山磕了三个响头，只说“女儿托付给你，请多照应”。 女儿站在一旁，眼圈通红，一句话也没改。那天，两家人在屋里谈了很久，母亲哭着劝，父亲说软话，女儿寸步不让。 第二天，宋氏夫妇拖着疲惫回到上海。 不久，倪珪贞把自己当年做新娘时穿的绣花嫁衣仔细叠好，寄到日本，那是一份认命，也是一份祝福。 婚后的宋庆龄，跟着孙中山奔走各地。 她在信里说过，只要身边的人能在共同的愿望里快乐，这就够了。 一九一六年，袁世凯复辟失败，抑郁而终，孙中山重回久违的国土，继续召集力量，她就在旁边，走南闯北，住处三天两头换。 七年过去，孙中山病逝，墓址要选定。 宋庆龄在南京奔忙，倪珪贞年过半百，从上海赶来陪女儿。别人被这段“革命加爱情”的故事感动，只看见墓前一对伉俪的情深，她心里发凉，担心的那种孤独后半生，眼看着一步步落在女儿头上。 后来，倪珪贞病重，宋庆龄身在德国流亡，陆续收到国内消息，真假难辨，怕是圈套，一直不敢贸然回国。 等到确认噩耗，她急急回到上海，只看见灵柩。 这一夜，她哭了一整晚，这成了心里永远翻不过去的一块石头。此后走到哪，都带着母亲当年寄来的嫁衣，在上海寓所里挂着母亲的油画像，让那张脸一直在场。 一九八一年，生命走到尽头的宋庆龄留下一句话，不愿葬在孙中山身旁，只想和父母合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