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杀害过小萝卜头的国民党特务杨钦典，偷偷将19名革命志士放出监狱，这一举动让本该处极刑的他有了一个意外的结局！ 一九四九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夜，歌乐山白公馆楼道阴冷，渣滓洞那边枪声不断。 名单在灯下往下念，押出去的人没再回来。看守班班长杨钦典很清楚，只要照命令行事，这一夜白公馆会被“清空”，而他只需像往常押人上路。 他不是干净人。 一九七七年三月二十七日的审讯笔录记着，在白公馆执行密令时，他按住“小萝卜头”宋振中的脖子，把孩子摁倒在地，孩子还在呻吟，同伙杨进兴杀完《西北文化日报》社长宋绮云，走过来一刀刺中脊骨，孩子才断气。同一场行动里，他和安文芳还负责处置杨虎城将军女儿杨拯贵。 这样的经历，让很多人提起他只剩一个词：刽子手。 笔录翻回去，又是另一面。一九一八年，他出生在河南郾城县大刘镇周庄村一户贫农家里，地薄人多，常年为一口粮发愁。 一九三八年战火逼近，他已成家，日子照样揭不开锅，乡里一句“当兵扛枪，肚里不慌”成了出路，他跟着征兵队走了，进胡宗南部队当骑兵。一九四〇年四月考进西安军校七分校教导团，后来调入交警总队特务队任班长，专门为宋子文、孔祥熙这些国民党高层看门、站岗。 战局往西，他被调到四川。 一九四五年，组织派他到重庆歌乐山集中营，在白公馆任看守班班长。 那座军阀白驹的别墅，被安上铁门铁窗，与渣滓洞并称“两口活棺材”。中共四川省委书记罗世文、东北军军长黄显声、宋绮云、陈然，还有周佛海，都先后被关进这里。 一九四九年八月二十七日，蒋介石下令毛人凤对白公馆囚犯杨虎城“密裁”，白公馆负责人陆景清叫来杨进兴、安文芳、杨钦典，又划上王少山、熊祥。 九月六日深夜十一点多，杨虎城和儿子杨拯中刚进屋，埋伏在屋里的特务一拥而上，刺刀先扎进杨拯中的后背，年轻人喊一声“爸”就倒下，杨虎城回头时，刀尖已经戳进胸膛，随后宋绮云和妻子徐林侠也被杀。 罪与功被压在同一页纸上，也埋下那一夜回头的线索。 这条线索还和牢房里的几个身影有关。 黄显声，曾任张学良卫队旅旅长、东北义勇军总司令，一九三八年因秘密给延安送军火被捕后关进白公馆。特务看在头衔上，允许他看报读书，他就借这点空子给牢房里的共产党人传递消息，教“小萝卜头”认字、学俄语，也常对看守说，人要对得起国家、对得起良心。 杨钦典嘴上敷衍，心里却知道这些话迟早要算账。 一九四九年秋，新中国的消息先传进牢房。 有一天巡逻，他路过牢门，罗广斌隔着铁栏杆压低嗓子喊：“老杨，新中国成立了。”他下意识摆手，说别乱讲，眼睛却一直往走廊两头看。 等周围静下来，罗广斌又劝，国民党要完，别再跟着瞎卖命，给自己留条后路。 黄显声平日的叮嘱和这几句话撞在一起，心里的那口气开始松。 十一月二十七日这天，大溃退的国民党要在歌乐山集中营做一笔血账。 史料记着，从白公馆起头，共杀害二十七人。 渣滓洞那边枪声一阵紧过一阵，白公馆里一批批往外押人。到深夜十一点，这里还剩十九名共产党“政治犯”，看守只剩他和李育生，屋里的人都听得出外头在办什么事。 这回是囚犯先开口。 罗广斌隔着铁门说，再不走第二天就得上枪口，要赎罪就在今晚。 杨钦典把心里的顾虑倒出来：同伙不会放人，解放军会不会认账难说。 牢房里的人开出三条承诺，愿意集体作证，证明是他放人，会向组织说明他的立功表现，争取不再追究旧账。 有人加一句，“共产党说话算数。”这几句话落在耳朵里，比外头的枪声还重。 他跑到楼上翻出钥匙，又抄起一把锤子，悄悄回到牢门口，把东西塞进罗广斌手里，让对方打开铁锁后把工具扔进下水道，还叮嘱先别动，等听见楼板上跺三脚再往后山跑。 不多时，楼上咚咚咚响了三声，他在院子里装作巡逻，十九人推门而出，借着山风和黑夜翻向后山。 三天之后，一九四九年十一月三十日下午，人民解放军进入重庆，重庆解放。 第二天，他按约去罗广斌家，被短暂收留，次日到重庆市公安局登记自首。罗广斌等人集体作证，说他在“十一二七”大屠杀中有功。 一九五〇年，重庆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决定对他宽大处理，不予追究，还准备安排他在市公安局工作。偏偏这个时候，河南老家来信，说家里分了地没人种，老人孩子全指望他回去，他听到“分地”两个字，心一软，谢绝安排，拎包回到周庄村，当了地地道道的农民。 命运没停手，一九六六年，那场运动又把他推上风口浪尖。 七月，重庆公安人员赶到郾城，当场宣布逮捕“国民党特务杨钦典”，把他家翻得乱七八糟，潜伏令、委任状、电台一样没搜到，人还是被押回重庆，被判有期徒刑二十年，关在四川省第一看守所。 当年被他放出来的十九位志士，有的被关、有的被判，有人逼他说，那些人不是他放的，都是潜伏下来的特务，只要改口就算撇清关系，他挨打受骂，咬着牙只认这一句：人是自己放的。 一九八二年，重庆市中级人民法院再审，判决书认定，有立功表现，应予纠正，撤销原判，不再追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