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宋庆龄和王光美在1949年开国大典上的珍贵合影。 天安门城楼风打在人脸上有点疼，礼炮一声接一声。宋庆龄站在前排，快六十岁了，面色沉稳；王光美还只是个年轻妻子，站在一旁，眼里带点紧张。那天是1949年10月1日，照相机咔嚓一下，两个原本隔着一代人的女人，就被绑在了一张底片上，也绑进了后来三十多年的命运。 在这之前，真正往来的是宋庆龄和刘少奇。 解放前，两人只是互相知名。 刘少奇在安源领导工人大罢工的事，宋庆龄早有耳闻，觉得这个青年干部敢硬扛资本家，很顶用。刘少奇那边，一直敬佩宋庆龄为坚持孙中山“三大政策”顶住压力，对帝国主义和反动派不点头。 新中国成立后，两人一同当选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在北京一共共事近十八年，开会时是可以托付的同事，会后慢慢成了能说心里话的老朋友。 王光美从学生时代起就把宋庆龄当“天边的人”。开国大典那次，她第一次近距离看见宋庆龄，只觉得这位长辈气势很足。年近花甲，衣着简单干净，走路不拖泥带水，说起话来不兜圈子，也不摆官样，看上去反倒像三十多岁的人。这个印象后来没变过。 1951年冬天，刘少奇在南方养病，顺路到南京瞻仰中山陵并敬献花圈，又到上海参观孙中山故居。 住在上海的宋庆龄知道后，第二天请刘少奇夫妇来家里坐坐，亲自煮咖啡。 屋里聊得投缘，饭后一起去虹桥俱乐部散步，三个人在大草坪上走走停停，在长椅上慢慢说话，既讲革命往事，也讲家里琐碎。 那次以后，两家关系明显往“亲人”方向走。 日常相处里，刘少奇对宋庆龄的照顾，细到很多小地方。去她家，总要先打电话问一声方便不方便；请她参加会议或活动，必先托秘书打听健康状况和本人意愿。 公开场合一同出现时，他让宋庆龄走在前面，上下台阶伸手扶一把。 1960年，考虑到她在北京原住所交通不便、环境嘈杂，组织上为她调换住所。 当时正值三年困难时期，中央明文规定各级干部不得新建住房。中央又研究，觉得宋庆龄情况特殊，决定按她需要另建一处新居，还专门带着设计方案去上海征求意见。 刘少奇托王光美写信，希望她别太客气。 宋庆龄回信谢绝，说国家建设正要用钱，不要在她身上破例。 这层情谊，很快蔓延到了孩子身上。 刘少奇对王光美说，宋副主席是个顶天立地的女人，为了坚持孙中山“三大政策”，跟旧家庭断了关系，这样的老人，家里要多给点温暖。 那以后，宋庆龄在北京时，王光美常带孩子去看望。 宋庆龄本来就喜欢孩子，每次都把他们拉到身边，问学习、问生活，亲亲抱抱。 到圣诞节、新年前夕，孩子们会自己做贺年卡、画画、写信寄给“宋妈妈”，她总是一封封看，一封封回，在信里夸这些小东西有意思、有心意，还给每个孩子寄去笔记本、糖果和点心。 孩子们有了成绩，也有委屈，常常先写给她看。 1963年，刘少奇访问东南亚四国，王光美第一次走上外交舞台。 外事部门对服装、礼仪提了不少具体要求，她心里没底，就在去上海做衣服时给宋庆龄写信求教。宋庆龄那时身体并不好，还是马上回信，请秘书带着一张写得密密麻麻的清单赶到锦江饭店，从礼节、服饰到言谈都讲得很细，连“白天礼服可以是白色，晚上要换黑的，参观时穿便鞋，正式宴会要穿有鞋跟的鞋”这种小事都写上。 想到刘少奇得过肩周炎，她又提醒王光美，到热带地区不要贪凉，睡觉要关冷气，不要吃生冷食物。听上去都是家常话，落到当事人心里，就是有人替你操心。 两家来往频繁，互送照片和小礼物成了习惯。 宋庆龄每次出访归来，总会挑些纪念品送给刘少奇一家。 有一次，刘少奇笑着说，你老给我们送东西，我这边也拿不出像样的礼物回送，多不合适。 宋庆龄也笑，说孩子们自己做的小东西，就是最好的人情。 事情最后停在1981年5月。 15日清晨，重病中的宋庆龄病情突然恶化，神志时清时昏，几乎不能说话。她的保健医生顾大夫曾给刘少奇看过病，与王光美熟悉，立刻打电话通知。 王光美赶到病房，看着床上的老人，想起1957年的一件旧事：那一年，宋庆龄曾郑重向刘少奇提出加入中国共产党，后来刘少奇转告她，中央认为她留在党外更有利于工作，她眼圈发红，表示理解，却始终有些遗憾。 这一次，王光美不想让遗憾留下。 她离开医院，到中南海向胡耀邦当面报告这段往事，请示能否在宋庆龄神志尚清醒时，再问她一声。胡耀邦同意，让她去征求本人意见。 王光美回到病房，宋庆龄认出了她，两人握着手慢慢说话。 王光美轻声问，现在是否仍然希望加入中国共产党，如果愿意，就立刻向党中央转告。宋庆龄“嗯”了一声，点头答应，在几次重复追问中都给出同样回答。 很快，这句话传到中南海：“宋庆龄同志要求入党。” 次日，邓召开中央政治局紧急会议，一致同意接收宋庆龄为中共正式党员。 5月29日，宋庆龄因病医治无效逝世。 相册里，那张1949年的老照片还静静躺着，照片上的两个身影，一个已经在风雨中离去，一个在病榻旁替她办完迟到多年的入党手续，也把那一声“宋妈妈”的分量，悄悄加重了一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