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软禁多年后，孙立人曾对族侄孙善治回忆起1949年与蒋介石发生的冲突。 那天高雄凤山的太阳正毒，蒋介石的电话却比日头更烫，“把训练营让给汤恩伯”，电话那头的声音不容置疑。 孙立人捏着听筒，手指发白，“部队整补需要地方”，这句话像块石头砸进沉默里。 汤恩伯的残部刚从上海撤到台湾，蒋介石眼里，嫡系的安置比什么都要紧。 可孙立人带的新一军刚从缅甸回来，帐篷搭了半座山，伤兵还躺在临时病房里。 “你怎么这样自私！”蒋介石在电话里拍了桌子。 孙立人没退让，“你才自私。 你只保护自己的嫡系”，说完他挂了电话，听筒在桌上晃了晃，像面不肯倒的军旗。 没过多久，蒋介石请他去阳明山吃午饭。 山间的蝉鸣吵得人心烦，蒋突然停下脚步，“眼下，我只信任你”。 孙立人看着对方鬓角的汗，心里清楚这话的分量，信任是真的，试探也是真的。 他穿的美式军装笔挺，口袋里还揣着弗吉尼亚军事学院的校徽，这些在黄埔系扎堆的台湾，早成了扎眼的标记。 1955年春天来得早，台北的雨下了半个月。 蒋介石把一叠照片摔在他面前，“和胡适、叶公超走那么近，想干什么？”照片里，他在学术研讨会上和人握手，背景是美国领事馆的旗子。 “我一直为国为民，我不玩政治”，孙立人说得很慢，可蒋已经背过身去，“你给我出去！”门关上时，他听见外面传来钥匙转动的声音，这一转，就是33年。 软禁的屋子在台北郊区，院子里有棵老榕树。 孙立人每天早上都要给树浇水，然后坐在书桌前写东西。 钢笔是1942年在缅甸缴获的日军战利品，纸是托人从外面买的稿纸。 他写新一军在野人山的行军路线，写如何用美式战术打退日军，就是不写1949年那个电话，也不写阳明山的午饭。 族侄后来回忆，那些手稿里，“部队”两个字总比别的字重些，像是笔尖要把纸戳穿。 2001年台湾“国防部”解密档案时，有人在泛黄的调查记录里看到句话：“该员（孙立人）治军尚严，然不谙政治”。 可当年被他拒绝让出的训练营，后来成了黄埔系军官的摇篮；而他在软禁屋里写的手稿，现在还躺在台湾“国史馆”的档案柜里。 那份对着电话说“部队整补需要”的执拗，或许就是一个军人能留给历史的，最实在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