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陈愉在国民党团长楼将亮丈夫，生病住院期间，被6人侮辱，事后院方劝她私了，甚至说出“你又不是黄花大闺女，何必较真”。   1948年的武汉，位于风暴眼中心的武汉陆军总医院，本该是救死扶伤的圣地，却在9月9日的深夜，彻底撕下了这层遮羞布，将一个人吃人的残酷真相赤裸裸地摊开在世人面前，这起案件的受害者陈愉，并不是那个时代街头随处可见的底层流民，相反，她的前半生是泡在蜜罐里的。   父亲是手握兵权的少将师长，丈夫楼将亮是中央军的上校团长，按照这套军阶体系，她在圈子里多少该有几分薄面，然而那个动荡的乱世最擅长摧毁所谓的中产安稳，父亲阵亡，家道中落，曾经围绕在身边的巴结者做鸟兽散。   更致命的打击接踵而至，被视为家里顶梁柱的丈夫患上了在当时如同绝症般的肺结核，为了治病，昔日的团长不得不退下火线，住进医院内科的11号病房，而陈愉为了节省开支，只能辞退保姆，拖着一个四岁、一个八个月大的两个儿子。   在这充满消毒水气味的病房里打地铺，她或许从未想过，正是这种阶层的极速跌落，让自己变成了一群豺狼眼中的猎物，就在陈愉一家蜗居的11号病房斜对面，仅仅几步之遥的17号病房，住着截然不同的六个男人。   这些人并非全都是重病号，倒更像是来这儿躲清闲的“大爷”领头的是国民党后勤总部第九补给区的官员崔博文，除此之外，还有督察局的人员乃至混日子的大学生，他们在物资紧缺的前线后方，依旧过着把弄权术、吆五喝六的日子。   这一伙人仗着手里的那点特权，早已把医院当成了自家的后花园，连护士见了都要绕道走，失去了父亲庇护、丈夫又病重卧床的陈愉，在他们眼里不再是那位令人敬畏的“师长千金”而是一块鲜美且毫无反抗能力的肥肉。   9月9日那个死寂的深夜，当陈愉提起水壶走向那个命运转折点时，并没有什么预警，暴力来得直接而肮脏，一块毛巾堵嘴，几双大手硬拽，她被强行拖进了对面那个宛如魔窟的房间，整整一个多小时，这六个人轮番施暴。   这种恶行早已超出了原始欲望的范畴，更像是一种上位者对失去保护伞的弱者进行的肆意践踏，真正令人窒息的绝望，其实发生在暴行之后，当衣衫破碎、满身伤痕的陈愉敲开院长蔡善德的大门，将作为铁证的残留物摆在桌上时，她得到的不是雷霆震怒。   而是教科书般的冷血算计，在这位院长和所谓的训导长眼中，是非对错远没有医院的“名声”重要，他们甚至荒谬地搬出“你已经生了两个孩子，又不是处女”这种混账逻辑，试图以此作为大事化小的筹码，劝她拿点赔偿走人。   为了彻底把这事捂住，在陈愉离开求助的间隙，院方竟然火速派人清洗了案发现场的地板，销毁了甚至包括草席在内的所有物证，连一句起码的询问记录都拒绝留下，如果不反抗，这就不过是乱世中无数被淹没的悲剧之一。   但陈愉骨子里受过的新式教育让她没法咽下这口血水，看着得知真相后气得当场吐血的丈夫，她咬碎了牙关决定宣战，这场仗，她打得异常惨烈，为了搞臭陈愉，那六个罪犯动用了一切社会关系。   他们买通关系，四处散播谣言，给陈愉扣上了“精神病”的帽子，甚至在那张法治几乎失效的大网上，居然还能开出伪造的病危证明，让这群原本应该蹲大牢的暴徒得以“保外就医”在外面继续逍遥。   最令人发指的一幕发生在案件胶着期，陈愉那年仅四岁的大儿子突然离奇失踪，这种赤裸裸的黑帮式绑架威胁，让整个事件的性质从性犯罪上升到了对人伦底线的彻底挑衅，孩子虽然在四天后被找回，但这巨大的恐怖阴影，足以摧毁任何一个母亲的意志。   好在，陈愉的呐喊并不是完全孤独的，汉口市妇女会和多位律师成了她背后的墙，这些民间力量通过电报直接将状纸递到了宋美龄的案头，甚至不惜发动舆论战，把这件事捅到了全国的报纸上，这招终于触动了国民党高层那根敏感的神经。   在这个节骨眼上，前方战事吃紧，后方军官却在聚众轮奸同袍家属，这种丑闻对于原本就涣散的军心来说，无疑是毁灭性的打击，事情最终惊动了最高层，蒋介石连续三次措辞严厉的电报拍到了武汉，那句“查明严办”与其说是出于正义感。   不如说是为了维护摇摇欲坠的统治颜面，在绝对的政治压力下，曾经坚不可摧的“官官相护”防线瞬间崩塌，白崇禧不得不下令严查，限期三天结案，结局来得有些苍白，但也算得上惨烈，1949年3月的那个清晨，在武汉易主的前夕，几声枪响划破了天空。   崔博文、凌志、石磐、曾玄名这四个主犯被验明正身，执行枪决，另外两名从犯也没能逃脱法网，分别被判处无期徒刑和有期徒刑，从那个恐怖的九月深夜，到翌年三月的枪决，整整半年的拉锯战，耗尽了一个女人所有的尊严与力气。 信息来源：民国案件纪实《民国记录簿：陈年奇案》（谜鹿文化 2022 年）2. 今日头条历史专栏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