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初，贵州一夜之间丢了21个县城，各地土匪像是约好了似的，从山里涌出，抢粮、杀人、炸桥、围城，解放军刚进城插上红旗，第二天就被围得动弹不得。 最严重的一次，湘西一整支部队被困在山沟，打了三天三夜，弹尽粮绝，只剩几十人突围，从东北到西南，土匪闹得比战争还凶。 匪徒用柴刀砍断电话线时，木杆上还挂着前一天解放军贴的剿匪布告，布告边角已被枪子打穿。 这祸根早在清末就埋下——中央军退到县城后，山民只能靠“保甲”自卫，而多数保长白天拿官府印信，晚上就带着人进山分赃；到了军阀混战，张作霖收编土匪扩充兵力，孙殿英更把清东陵的珠宝当军费，土匪成了“枪杆子银行”。 蒋介石上台后，非但不剿匪，反而给山东土匪发“忠义救国军”番号，让他们穿军装抢粮，河南商丘的民团甚至在门匾上刻“保境安民”，墙后却藏着抢来的女人和粮食。 1949年深秋，国民党特务带着金条潜入贵州，与盘踞 decades 的惯匪王志诚歃血为盟，20箱美式子弹成了“投名状”；那会儿全省31个县遭袭，修文县匪徒砸仓库时，麻袋里的大米还带着军粮特有的防潮石灰。 为何装备比土匪好的部队会在山沟里弹尽粮绝？ 后来才发现，匪徒熟悉地形到可怕——惠水县的山洞有暗河连接，解放军搜山时，他们能顺着水路转移到十里外；雷山县的匪首谢世钦更狡猾，让手下装成挑夫，把机枪拆成零件藏在竹筒里，大摇大摆过哨卡。 1950年3月，中央急调第五兵团回师贵州，东集团在瓮安拉网搜山，320路队伍像梳子一样过林子，却连土匪的影子都少见。 有人说山区地形是匪患根源，但同样多山的广西平乐县，因提前组织自卫队，1950年全年未丢一座县城。 贵州军区这才意识到：缺的不是兵力，是眼睛。 于是，识字班开进苗寨。张大妈在诉苦会上解开衣襟，露出被土匪烙铁烫的疤痕——那是1948年为保护儿子藏粮时留下的。 会后第三天，她带着战士找到后山溶洞，洞里藏着王志诚的粮仓，麻袋上还印着“中央军后勤处”字样；正安县的农会会员更绝，用砍柴刀在树干上刻暗号，横划代表有匪，竖划代表藏粮，三天内就标出了17个匪巢。 6月的东集团第二次合围，不再像上次那样满山跑，而是按群众给的地图，直扑土匪的“土银行”——余庆县的一座大庙，庙里不仅有粮食，还有匪徒刚抢来的缝纫机，机身上还留着商户的印章。 7月的雨季后，被炸毁的乌江大桥临时搭起浮桥，运粮船载着种子驶过；务川县的匪首杨体仁被捉时，兜里揣着半张剿匪布告，背面是群众画的简易地图，标注着他常去的赌局位置。 剑河县的剿匪战士发现，土匪贴的反动标语旁，总有人用木炭补画个歪歪扭扭的五角星；沿河县夜袭店铺的匪徒，还没进门就被打更人用梆子声惊动——那是提前约定的“匪来了”信号。 一年后，当新插的红旗在雷山县政府楼顶飘起时，旗杆底座刻着“百姓为盾”四个小字。 当初被围的解放军战士李大海摸着字说：“那会儿以为是跟土匪打，后来才懂，是跟旧世道打。” 西南各地的粮仓重新堆起新粮，麻袋上印着“人民政府”，旁边堆着群众交来的土匪武器——有生锈的鸟铳，也有美式卡宾枪，枪托上还刻着“蒋中正赠”。 剿匪结束那天，贵州军区统计战果，除了歼匪人数和缴械数量，还有一栏写着“群众献粮”：78万斤，刚好够当年全省灾区的春耕种子。 老人们说，那两年山里的月亮特别亮，因为土匪烧的篝火少了，家家户户窗台上，都摆着新做的木牌，上面写着：“此屋无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