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位干部出身革命世家，又有名校背景，不论是才学还是思想觉悟都极高。 报纸油墨味混着早春的湿冷，他不知道这份抨击军阀的地下刊物会让自己锒铛入狱，更想不到二十年后，手中的笔会变成建设新中国的图纸。 父亲汪雨相留下的《资治通鉴》被翻得卷了边，书页间夹着同盟会时期的老照片。 12岁那年跟着父亲救灾时，他亲眼看见灾民为半袋糙米下跪，这个画面后来刻进了嘉山县的施政纲领里。 1940年接管嘉山县时，他带着那本批注密密麻麻的《资治通鉴》单骑赴会，周少藩投敌案的卷宗上，至今留着他宁为玉碎的朱批。 沈阳机床厂的车床轰鸣声里，藏着汪道涵最骄傲的时刻。 1956年那个夏夜，他带着技术团队连续三天三夜没合眼，当改进后的C620车床转出第一根达标丝杠时，铁屑烫穿了他的工装裤都没察觉。 后来毛泽东接见时，他没提这些细节，只把机床精度提升的数据报表递了上去。 上海外滩的风里总飘着改革的气息。 1982年深秋，汪道涵在虹桥开发区的工地上踩了满脚泥，日本三菱代表看着这个穿胶鞋的市长，怎么也想不到他笔下的土地批租方案，后来会写进国家法律。 那年冬天，他办公室的灯常常亮到后半夜，烟灰缸里的烟蒂堆成了小山。 1993年新加坡的会议室里，汪道涵把《两岸关系协会章程》推到辜振甫面前。 文件首页一个中国四个字力透纸背，就像他父亲当年在《安徽革命纪略》里写的那样：家国大义，落笔千斤。 那次会谈后，第一批台湾学生走进复旦校园，书包上还别着两岸共制的校徽。 如今安徽宣城世德堂的窗棂上，还留着汪道涵1950年手书的《家训十二条》拓片。 学术报国四个字被岁月磨得有些模糊，却和他儿子汪致远团队研发的惯导系统一起，在航天博物馆的展柜里闪着光。 这或许就是最好的传承从革命年代的笔到新时代的精密仪器，那颗为国为民的心，从来没有变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