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年台北荣民总医院的病房里，81岁的蒋纬国咽下最后一口气。 宋美龄从纽约飞来的专机降落在桃园机场时，台北正下着小雨。 百岁老人撑着黑伞走进灵堂，手指划过账单上新台币2300万的数字，突然停在古董花瓶抵押那一行。 这只曾摆在戴季陶东京寓所的青花瓶，见证过1916年那个秘密的春天当时戴季陶与蒋介石在日本合租的房子里，刚生下的男婴哭声惊动了邻居。 1936年慕尼黑军官学校的操场上，20岁的蒋纬国正练习普鲁士正步。 德国教官用马鞭敲着他的军靴：贵族的后代要像钢铁一样挺直。 那时他还不知道，自己档案里蒋中正次子的身份，会在未来成为最沉重的枷锁。 同期在苏联中山大学的蒋经国，正穿着工装在集体农庄劳动，兄弟俩隔着欧亚大陆，接受着两种截然对立的教育。 1964年2月21日凌晨，湖口装甲兵基地的枪声划破了台湾的夜空。 赵志华团长带着部队冲进指挥部时，蒋纬国正在签署次日的演习方案。 这场被定性为兵变的事件，让他失去了所有实权。 我翻看过台湾防务部门解密的审讯记录，赵志华在供词里反复提到：蒋司令说过，装甲兵就该像德国闪电战那样一往无前。 只是他没明白，政治舞台上从来没有永远的装甲部队。 1988年糖尿病确诊书送到蒋纬国手上时，他正在参加一个剪彩活动。 主办方递来的金剪刀还没放下，医生的话就像冰水浇头：每周三次透析，每次费用抵普通公务员半月工资。 曾经随手就能调用军用飞机的特权人物，开始在古董店里讨价还价。 《蒋家账房日记》里记着，1993年冬天他卖掉了戴季陶留下的砚台，只为凑够透析费。 宋美龄打开行李箱时，10万美元现钞用报纸包着。 会计师在一旁解释：公寓市价600万，债务却有2300万。 老人突然笑出声，指着墙上那张慕尼黑军校的毕业照：他总说自己是军人，却不懂最基本的纪律财务纪律。 葬礼那天，没人提到皇次子的身份，只有银行职员在角落清点抵押清单，其中那只青花瓶的估价，刚好够支付三天的丧葬费。 蒋纬国的人生像一出编排拙劣的戏剧，戴着蒋家子孙的面具演了一辈子，落幕时才发现道具早已抵押一空。 那张泛黄的军装照里，年轻的军官正对着镜头敬礼，肩章上的银星在阳光里闪闪发亮，只是他不知道，有些光芒从一开始就注定要熄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