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一位71岁的老妇携丈夫来到上海市宁海西路。 六十年光阴像泛黄的老照片在脑海里翻涌，那些穿着绸缎旗袍、踩着高跟鞋的少女时光，突然就和眼前的景象重叠在了一起。 这栋三层小洋楼就是当年名震上海滩的杜公馆，而这位老妇正是青帮大佬杜月笙的女儿杜美如。 记得小时候，每到傍晚，管家就会站在雕花铁门外高喊开饭喽，十几个佣人端着银质餐具穿梭在餐厅和厨房之间。 红木餐桌上永远摆着十二道精致菜肴，父亲坐在主位上慢悠悠地用象牙筷子夹起一块红烧肉，眼角的皱纹里藏着上海滩的风云故事。 这样的日子在1949年戛然而止。 那年冬天，父亲把全家人叫到客厅，红木桌上摊着一张世界地图。 他手指在法国的位置敲了敲说要带大家去那里，可最后只凑够去香港的船票。 我亲眼看着母亲把压箱底的翡翠首饰塞进木箱，那些曾经在灯光下流光溢彩的宝贝，后来在香港的典当行里只换来了几个月的生活费。 在香港的日子像被掐断的琴弦，再也弹不出往日的调子。 父亲整天坐在窗边看报纸，咳嗽声越来越重。 有天他突然拉着我的手说不准当汉奸，浑浊的眼睛里闪着光。 这句话后来成了我们兄妹几个闯荡世界的指南针。 1951年那个雨天，父亲在香港的公寓里咽了气，临终前还喃喃着要回上海，可直到最后也没能如愿。 嫁给蒯松茂后跟着他去了台湾，后来又辗转到约旦。 在安曼开中华餐厅的时候，我总在灶台前想起杜公馆的厨房。 阿拉伯客人用生硬的中文说好吃时，我就会想起父亲当年宴请宾客的场景。 记得有个台湾来的老兵在店里喝醉了，抱着柱子哭着说想回家，那一刻我突然明白，无论走多远，根始终扎在上海的那条老街上。 这次回到宁海西路，老房子已经成了文物保护单位。 摸着门楣上竹苞松茂的牌匾，想起小时候总爱爬在上面刻自己的名字。 讲解员指着墙上的照片说这是杜月笙先生，丈夫悄悄碰了碰我的胳膊。 走出大门时，阳光正好照在台阶上，恍惚间看见穿着学生制服的自己蹦蹦跳跳地跑出来，身后传来母亲的叮嘱声。 其实名字真的不重要，就像父亲常说的那样，缘分才重要。 在约旦开餐厅时，有个上海老乡吃到红烧肉就哭了，说和他母亲做的一个味道。 那一刻我突然懂了，有些东西比身份地位更长久。 现在站在杜公馆门口，看着来来往往的游客，他们或许不知道这栋房子里曾经的故事，但这没关系，只要那些味道、那些记忆还在，家就永远都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