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的黄埔二期抗日名将杨文瑔，于1947年兵败被俘。经过26年的改造，他始终拒不悔过，是被俘将领中最为倔强的一个，直至离世都不肯接受改造。 杨文瑔的倔，是刻在骨子里的，根子能追溯到他的黄埔岁月。1924年，他揣着一腔热血报考黄埔军校，成了二期学员，和郑介民、邱清泉等人同窗。军校里的训练严苛到极致，每天天不亮就爬起来练刺杀，晚上还要啃《步兵操典》，他从来没喊过一声苦。 毕业之后，他跟着部队南征北战，从排长一步步熬到师长，身上的伤疤摞着伤疤，每一道都记着一场硬仗。抗日战争爆发后，他更是豁出了性命，淞沪会战的时候，他带着部队守宝山，日军的飞机大炮把阵地炸成了焦土，他的左臂被弹片划伤，骨头都露了出来，愣是咬着牙没下火线。 战士们扛不住了，劝他撤退，他拔出腰间的佩刀，往阵地上一插，吼着说“要死就死在阵地上，丢了阵地，我没脸见江东父老”。那场仗打了七天七夜，他的部队伤亡过半，却死死钉住了防线，为大部队转移争取了时间。老百姓抬着猪肉和粮食去慰问，他摸着战士们的钢盔，红着眼睛说“我们是军人，保家卫国是本分”。 这样一个在抗日战场上浴血拼杀的将领，怎么也想不到，自己会在1947年的豫东战场上，成了阶下囚。当时他任国军整编第72师师长，奉命阻击华东野战军，部队被合围在龙王店。炮弹像雨点一样落下来，指挥所的墙壁震得直晃，副官劝他突围，他却把电报拍在桌上，说“援军马上就到，我不能丢下同袍”。 直到指挥所被攻破，他还举着枪抵抗，子弹打光了，就抄起板凳砸，最后被两个战士按在了地上。 被俘之后，他被送到了功德林战犯管理所。管教干部找他谈话，让他写悔过书，交代自己的“罪行”，他梗着脖子说“我打日本人的时候，你们还在后方搞生产，我守国土，保百姓，何罪之有”。管教干部耐着性子跟他讲时局，讲解放战争的意义，他却捂着耳朵，一句话都不肯听。 功德林里的日子，单调又枯燥。每天早上六点起床，出操，学习，写思想汇报。别的战犯都老老实实照着做，有的还主动揭发别人的问题，争取宽大处理。 杨文瑔偏不，出操的时候他站得笔直，却从来不喊口号；学习的时候他坐在角落里，要么盯着天花板发呆，要么就闭目养神；干部让他写思想汇报，他就在纸上写自己抗日的经历，写宝山保卫战，写徐州会战，写那些战死的弟兄。有人劝他变通一下，说认个错就能出去，就能和家人团聚。 劝他的人里，有他的黄埔同学，有他曾经的部下，他却只是摇摇头，说“我杨文瑔行得正坐得端，没什么好悔过的”。他的妻子托人带话，说孩子想他，盼着他早点回家，他捧着那封信，手抖得厉害，眼泪掉在纸上，晕开了字迹，却还是在回信里写“我没做错事，绝不低头”。 二十六年的时间，足够磨平很多人的棱角。曾经和他一起被俘的战犯，有的刑满释放，有的被特赦，回到了家乡，过上了安稳的日子。 杨文瑔却始终守着自己的执念，从一个头发乌黑的中年人，熬成了一个白发苍苍的老人。他的身体越来越差，肺气肿，关节炎，折磨得他整夜睡不着觉。管教干部给他找医生，给他送药，他却把药放在一边，说“不用麻烦，我这条命，早就该丢在抗日战场上了”。 1973年，他在功德林里走完了一生，临终前，他手里攥着一枚黄埔军校的校徽，嘴里念叨着“打鬼子，守国土”。工作人员整理他的遗物时，发现了一本泛黄的笔记本，上面记满了抗日战役的细节，最后一页写着一行字：“军人之职，保家卫国，立场不同，非为罪过”。 杨文瑔的倔强，在很多人眼里是顽固不化，是不识时务。可拨开历史的迷雾，我们能看到一个军人的执念。 他经历过山河破碎的痛苦，见识过日军的残暴，他的信仰里，保家卫国是军人的天职，而内战，不过是立场不同的厮杀。他不肯悔过，不是因为他冥顽不灵，是因为他始终认定，自己没做过对不起国家和百姓的事。 历史从来不是非黑即白的，每一个身处其中的人，都有自己的无奈和坚持。杨文瑔的一生，是抗日名将的荣耀，也是时代洪流里的悲剧，他的倔强，成了刻在历史扉页上的一道特殊印记。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