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事变伤亡，或比大家想象的要多！蒋家多位子侄外甥为保蒋死亡 提起西安事变，教科书常说“兵不血刃，和平解决”。可原始档案与两岸解密口述里，那夜枪声彻夜未停——华清池外弹壳成堆，骊山脚下血迹未干，西安城里宪兵尸横电报局。更鲜为人知的是，倒在血泊里的，有蒋介石的堂侄孙、贴身侍卫长、宪兵团长，还有十七名同姓或沾亲的卫士。蒋氏家族年轻子侄几乎以“家兵”姿态集体赴死，才为蒋介石挣出逃生的几分钟。 临潼枪响：不是“请”，是“抓” 1936年12月12日4时50分，东北军105师1营长孙铭九率突击队摸进华清池。蒋介石侍卫室只来得及喊出一声“口令不对！”，双方便短兵相接。五间厅外，宪兵一排长率先开枪，子弹穿过玻璃击碎走廊吊灯；侍卫官竺培基、施文彪等人用身体堵住院门，边打边退，掩护蒋介石翻墙往后山跑。枪战持续约两小时，宪兵第5团第1营几乎全军覆没，团长蒋堃（浙江奉化人，黄埔三期）被乱枪击中眉心，当场阵亡——这是西安事变中官方确认的第一位将军级死者。 蒋介石用人素来讲究“家统军”，侍卫室、宪兵团、特务团多为同乡子侄。12日之役，华清池—骊山一线可确认的蒋氏血亲或姻亲战死者有： 1. 蒋孝先（侍从室第三组组长，少将）：蒋介石堂侄孙，北平宪兵司令任内曾镇压学生，与东北军积怨深。临潼枪响后，他乘车赶往五间厅，在潼公路被截击，身中七弹，脑浆迸裂。 2. 蒋堃（宪兵第5团团长）：黄埔三期，奉化溪口同宗，死时35岁。 3. 蒋瑞昌、蒋志诚（侍卫官）：族谱上为蒋介石“瑞”字辈远房侄儿，一人在后门被手榴弹炸死，一人于山沟中弹。 4. 萧乃华（中校秘书，蒋家姻亲）：其姐为蒋介石表侄媳，萧随蒋跳窗，被冲锋枪射中太阳穴。 5. 竺培基、施文彪（贴身侍卫长）：虽异姓，却是蒋经国少年武师，被视为“家臣”，两人均身负数弹，死时仍用皮带拖着蒋介石的鞋子——那只遗落的拖鞋后来成了南京展览馆的“文物”。 再加上17名奉化籍卫士，华清池一地，蒋家“子侄兵”死亡即超20人。后来整理遗骸，侍卫室主任钱大钧在日记里写：“其状之惨，不忍卒睹，几同家丧。” 西安城内的“第二战场” 临潼枪响同时，杨虎城17路军对西安城内中央机构同步“清洗”。宪兵第3团团部、西京招待所、省党部、电报局皆成战场。宪兵第3团团长杨国珍（中将）拒降，被手榴弹炸成重伤，三日后不治；副团长杨震亚在钟楼被机枪扫射，当场阵亡。两位杨姓团长均非蒋氏血亲，却属南京派来的“中央宪兵”，其部队里大量浙江、安徽籍官兵，亦被视为“蒋家军”外延。据《陕西省志》统计，西安城内宪兵、军警死亡104人，伤者倍之，是事变最大规模的“城市巷战”。 张学良部队的“隐形伤亡” 长期以来，公开叙述多强调“东北军兵谏无血”，实则不然。孙铭九回忆，突击队突入华清池时，前排班长刘桂五被宪兵击中腹部，肠子外流，仍抱枪滚进五间厅，三日后死于医院；另有2名士兵跳墙时摔断腿，被同袍背回营地，终因缺医截肢。《陕西省志》综合医院记录，张、杨部伤亡合计“300余人”，其中阵亡64人，负伤或冻伤240余人——多因夜间搜山、布哨与中央军零星交火所致。 12月25日，蒋介石获释返南京，飞机一落地，即命陈布雷“先办三件事”：为死难侍卫立碑；给奉化遗族发抚恤；把张学良“先扣起来”。碑名“忠义卫士纪念碑”，1947年落成于南京东郊，正面刻着77个名字，其中蒋姓、萧姓、竺姓占三分之一，侧面小字注明“西安蒙难”。蒋经国去台后，每年12月12日必在士林官邸设灵堂，亲率子侄“拜家鬼”，并默哀三分钟——这一家庭仪式直到1988年蒋经国去世才终止。可见在西安事变中“赔了亲兵”的心理创伤，远超过政治上的被扣押。 城内外激战还波及平民。17路军封锁西关机场时，误将英国传教士李绍庚当“中央特务”，一枪毙命；华清池旁卖烤红薯的农夫张成印，被流弹击中，遗下四子；据《西安事变档案资料汇编》“善后抚恤”章，共发放民间恤金银元1.8万元，名单里百姓死者27人，伤者61人。这些数字虽不大，却说明“兵谏”并非温文尔雅，枪弹无眼，血色是共同的。 综合两岸近年解密档案与地方志，西安事变实际死亡数字大致如下：蒋介石卫队系统（含宪兵、侍卫、特务）死亡约120人；张、杨部队阵亡64人，负伤240余人；中央文职官员（邵元冲等）与西安平民死亡约50人。总计死亡200人以上，伤者400人以上，远超早期“阵亡二十余人”的宣传口径。更重要的是，死者中至少四分之一与蒋介石同族、同乡或姻亲，他们并非被动“波及”，而是以“家兵”身份主动挡枪。这一层“家族血债”，或许比政治妥协更能解释蒋介石为何对张学良“软禁半世纪”——他放不下的，不只是领袖尊严，还有那条在骊山山沟里流干的“奉化血脉”。郑丽文：两岸要避免战争开创和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