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曾宪植来到了分别已久的丈夫——叶剑英的住处。然而，当推开门，却见一个陌生女人迎面而来，身后还跟着一个小女孩。她瞬间明白发生了什么，心里一阵冰凉。 麻烦各位读者点一下右上角的“关注”，留下您的精彩评论与大家一同探讨，感谢您的强烈支持！ 1941年春天，延安的黄土坡刚冒出零星的草芽。 曾宪植拎着个灰布包袱，踩着夯实的土路，拐过几道坡坎，停在了一孔窑洞前。 木门虚掩着，她伸手推开，里面烧炕的柴烟味混着小米粥的气味涌了出来。 炕沿边坐着个陌生女人，正低头缝着一件小褂子，旁边有个两三岁的女娃在玩布老虎。 女人抬起头，两人目光碰在一起，窑洞里霎时静得能听见炭火噼啪的微响。 曾宪植什么也没说，慢慢退了出来，轻轻带上门。 高原上的风吹得她额前的头发有些乱，她站了一会儿，转身朝山坡下走去，脚步稳稳的，只是手里那个灰布包袱攥得比来时紧了些。 许多年前，在湖南湘乡的老宅子里，十几岁的曾宪植就显示出和别人不一样的心思。 她是曾家女儿，族谱往上数，能数到晚清的名臣曾国藩。 家里请了先生教她念《女诫》，她却更爱偷读大哥带回的新式书报。 后来去长沙念女子师范，校长徐特立常讲国家前途、女子自立，那些话像种子落在她心里。 1926年，黄埔军校武汉分校招生的消息传来，她剪了长发，换上灰布军装，成了那一期唯一被录取的女生。 训练场上泥水雨水，射击格斗，她没叫过苦。 那时她十九岁，眉眼清亮，好些人私下称她“黄埔校花”，但她自己从不在意这个。 在军校，她认识了教官叶剑英。 他比她大十岁，打过不少仗，讲课干脆利落。 两人常聊时局，聊理想，渐渐地走在一起。 结婚时很简单，就在营房外找了间民房，买了些花生红枣。 那时叶剑英之前有过两段婚姻，曾宪植觉得这没什么。 乱世里的人，能遇到心意相通、都想为这个国家做点实在事的同伴，已经难得。 可安稳日子太短。 广州起义失败后，组织要派人去苏联学习。 名单上有他俩的名字，但名额紧。 曾宪植想了想，把自己的名字划掉了，让给了另一个伤势未愈的同志。 她对叶剑英说： “你先去学，我留国内一样工作。” 她没想到，这一让，就是岔路的开始。 后来她也被派去日本学军事。 在异国，她因叛徒出卖被抓进监狱。 审问的人知道她是曾国藩的后人，想用家族名节压她。 她闭着眼，背的是文天祥的《正气歌》。 关了几个月，多方营救，她才得以出狱回国。 1931年在上海，她和叶剑英短暂地重聚。 可形势紧张，组织决定叶剑英立即去江西苏区。 因为她长相惹眼，容易暴露，组织安排她先转移去香港。 码头上，轮船的汽笛声里，两人都以为这次分离不会太长，很快就能在苏区会合。 可战乱年代，人事如飘萍。 苏区、长征、陕北……消息时断时续。 她在香港、广州、武汉之间辗转，做着地下联络工作，每次得到一点陕北的消息，都要反复看很多遍。 等她终于拿到去延安的通行证，已是1941年。 她收拾了最简单的行李，心里揣着多年攒下的话，一路风尘仆仆。 然后，就推开了那孔窑洞的门。 从窑洞离开后，曾宪植去了组织部报到，平静地办了手续。 她和叶剑英解除了婚姻关系，没有争吵，没有纠葛。 在那个大家每天都有可能牺牲的年代，个人的悲欢被压得很低，低到只能吞进肚子里，然后继续往前走。 她把全部力气都用在工作上。 先在抗大，后在统战部，做事缜密周全。 1946年，她被调到周恩来、邓颖超身边做秘书。 那是个需要极度细心和耐性的岗位，电报、文件、联络，千头万绪，她处理得一丝不乱。 西柏坡的土坯房里，油灯常常亮到后半夜。 新中国成立后，她到了全国妇联，一干就是几十年。 从副秘书长到书记处书记，她为妇女的事跑遍了大江南北。 她一直一个人生活，住着朴素的单元房，家具简单，最多的就是书和文件。 工资除了基本开销，常接济有困难的同志和老乡。 晚年头发全白了，戴副老花镜，看文件得用放大镜贴着看，可精神头还在，说起妇女教育和基层医疗，条理依然清晰。 1989年，曾宪植去世。 追悼会简朴，符合她一生的作风。 来送行的人里，有她工作过的各个单位的同志，也有她从前的下属。 大家记得的，不是那些显赫的家世或曾经的婚约。 而是她几十年如一日伏案工作的背影，是她下基层调研时那双沾着泥土的布鞋，是她谈起妇女儿童权益时眼里不容动摇的光。 她这一生，像一条河，从湘乡的老宅出发，汇入黄埔的洪流，穿过战争的险滩，最后静静地流淌在建设和改革的平原上。 有过湍急的漩涡，也有过意外的岔道，但河水的流向，始终朝着她年轻时认定的那片海。 主要信源：（澎湃新闻——与叶剑英三聚三离别，她缔造一段献给革命的爱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