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61岁的台湾老兵王德耀，终于回到了阔别37年的老家，当他敲响门后，一位满头银发又驼背的老妇人从屋内走出，四目相对的瞬间，摄影师记录下来了这一刻……   “你说，他还活着？真的假的？”   1981年，刘谷香听见这句话的时候，整个人愣住了，那天她刚从镇上赶回来，手里还拎着几斤咸菜，有人在巷子口提了一嘴，说听说你家那谁，好像还在台湾，没死，她没回话，脚步却一下慢了下来。   她回家坐了一晚上，啥也没说，第二天一早，她翻出抽屉里压了三十多年的旧诗集，在灯下一笔一画地写了六首诗，那一年，她五十七，头发已经花白，眼睛花了，字写得不如年轻时候利落。   但她还是写了，写完之后，把信折得整整齐齐，交给一个托得住的熟人，踏上了一段她自己都不敢相信的路。   那人去台湾的路不好走，正赶上汛期，桥塌了，公路封了，王德耀收到信的时候，是在台北郊外的一个山坡上，他正在地里锄草，看到熟悉的名字，整个人都坐在了地上。   信纸有点皱，字迹不太清楚，但他认得出那是她的笔迹，他说不出话，也没哭，只是蹲在地上抽了一根烟，烟抽到手指发烫，也没发觉。   从那封信开始，三年里，他们写了不知道多少信，信来信去，话题也没多复杂，她说家里猪长得不错，腌的咸鸭蛋没放太多盐；他说山里种菜难，天一冷就冻死半片地。   他们不说“爱”，也不讲感情，就像几十年前刚结婚那会儿，话少，事多，心里有彼此就行。   再往前推，他们结婚是在1948年，刚刚过完年，村里人都说这两口子对得很，青梅竹马，从小一道读书放牛，可结婚不到一个月，王德耀就被调走了，那时候部队说是临时任务，谁知道一去就是三十六年。   他去了台湾，先是当兵，后来退伍了在山里种地，那边生活不差，但他心里清楚，自己这辈子有个缺口，他没再娶，身边人劝过不少次，但他说自己心里装着一个人，别的都不合适。   而这边的刘谷香，等了八年，一点消息都没有，后来也改嫁过，过日子也不容易，两个丈夫都走得早，四个孩子靠她一口气撑着长大。   她不怎么说话，也从不在人前提起王德耀，但她把他送的旧信、照片、结婚那年的诗集，全都收得好好的，每年清明都拿出来擦一遍。   她不是不恨，也不是不怨，但更多的是认命，她活得很实在，教书、种地、做饭、带孩子，一天一天过去，她一直觉得王德耀回不来了，但又一直没真把他“埋”在心底。   1984年，政策慢慢放宽，王德耀办下了探亲批文，他从台北飞到广州，再转到武汉，最后坐了两个多小时的破旧中巴车，回到老家村口。   那天是五月，天气说热不热，说冷不冷，他拎着两个旧行李箱，脚边还有一捆信，信纸泛黄，边角有点卷。   他没提前打电话，也没托人带信，只是直接走到了门口。门没锁，他敲了三下，屋里一阵响动，门开了一条缝，先伸出一只手，瘦瘦的，关节突出来。   然后是一个背有些弯的老人，头发几乎全白了，穿着洗得发白的旧衫子，他们谁也没说话，就那样互相看着。   王德耀低头，从怀里掏出一页信纸，“幽兰，是我。”   刘谷香眼圈一下就红了，嘴巴动了动，声音发哑：“你……你真回来了？”   他点点头，她伸出手，在他胸口轻轻碰了几下，像是在确认他是真的，不是梦，屋里孩子听见动静跑了出来，小女儿问：“妈，这是谁？”   她没回头，只说了一句：“这是你爸。”从那天起，他住下了，政府给他安排了工作和住房，他那点台胞身份也没成问题，他在县财政局待了几年，也没啥野心，只是想陪着她过点日子，他说：“我不是回来养老的，是回来补命的。”   两个人一起生活的日子，其实很简单，她还是习惯早起做饭，他则喜欢种点菜，修修花，她有时候絮叨，他就坐在一边听，不插嘴，他们不提过去，也不谈将来，只把眼前这点日子过得扎实。   家里那捆信一直没动，就放在抽屉最底层，他们每年拿出来整理一遍，绑得整整齐齐，她说：“要是我先走，就把这些信放在我胸口埋了。”他没回嘴，只是点了点头。   2012年，王德耀走了，那天她坐在门口，穿着他留下的旧衣服，眼睛一直盯着门口的那棵槐树，一句话没说。   2018年，她也走了，孩子们收拾屋子的时候，发现那捆信还在，一封不少，纸都发黄了，还有她年轻时写的诗，被夹在最中间。   2024年12月2日，这些信件和诗稿被他的后人捐给了中国人民大学家书博物馆，没有仪式，也没有铺张，只是悄悄地放进了展柜，信没有太多华丽的词语，也没有“惊天动地”的内容，通篇都是家长里短，可就是这些最普通的内容，撑了两个人整整半辈子的牵挂。   他们没说“我爱你”，也没讲“等你一生”，却在行动上，一直都没撒手，这一段跨越海峡的情感，没有高调的承诺，也没有热烈的拥抱，只有几十年如一日的坚持，一封封信，是他们生活的全部记录，也是他们感情最真实的写照。   他们没赶上好时候，却在错过的缝隙里，留住了彼此，对他们来说，等一个人，不是为了再开始，而是为了有个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