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2年，残军师长李国辉来到曼谷，见李弥夫妇挥霍无度，回到金三角后失望的说：“李长官夫妇在曼谷酒店，给服务生的小费，比士兵半年薪水还多。这样下去，我们的希望在哪里？” 没人知道李国辉踏进那间曼谷酒店时，攥着的纸条上记了多少士兵的诉求。纸条被汗水浸得发皱，边角卷成了小卷，上面的字迹歪歪扭扭，全是弟兄们盼着的东西——救命的奎宁药、能挡雨的粗布帐篷、填肚子的糙米。 他从金三角的深山里钻出来，一路靠步行和搭便车，身上的军装磨破了三个洞，裤脚还沾着没清理干净的泥点，脚底的胶鞋裂了道缝，走起路来硌得慌。 出发前，营地的弟兄们围着他，眼睛里全是盼头。那时候的金三角，哪有什么像样的营地，士兵们住的是芭蕉叶搭的窝棚，天一下雨，棚顶漏得能接半盆水。疟疾横行，发烧的士兵躺在稻草上打滚，没有药，只能靠喝姜汤硬扛。 粮食更是紧缺，顿顿吃的是掺了野菜的稀饭，能捞到一粒完整的米都算奢侈。大家咬着牙撑着，全靠一个念想——李长官能在曼谷打通关节，给大家谋条活路。 李国辉推开酒店包间门的瞬间，浑身的汗毛孔都像被针扎了一下。冷气裹着香水味扑过来，呛得他忍不住咳嗽。李弥穿着笔挺的西装，头发梳得锃亮，手指上的金戒指晃得人眼晕。 旁边的夫人更惹眼，旗袍是绸缎做的，领口镶着一圈珍珠，手腕上的玉镯子水头足得很，一看就值不少钱。桌上摆着的菜，李国辉叫不出名字，只知道盘子是细瓷的，亮得能照见人影。 服务生端着酒过来，李弥随手抽出几张钞票递过去，动作潇洒得像是在扔废纸。李国辉的眼睛直了，他悄悄掐了掐自己的手心，那几张钞票的面额，他太熟悉了。 金三角的士兵，每月的薪水少得可怜，半年攒下来，都抵不上这一把小费。他喉咙发紧，想说点什么，想把手里的纸条递上去，想问问李长官，弟兄们的药和粮食什么时候能到。 可话到嘴边，又被他咽了回去。他看着李弥和夫人谈笑风生，看着他们把没吃完的菜直接倒掉，看着服务生弯腰道谢时手里厚厚的小费，心里的那点盼头，一点点凉了下去。 那天李国辉没说上几句话，全程低着头，手指把那张皱巴巴的纸条攥得更紧，直到纸边划破了手心，渗出血珠都没察觉。 回程的路比来时更难走，太阳毒得能晒脱皮，他却觉得浑身发冷。路过一个路边摊，摊主在卖烤红薯，香气飘了老远。他摸了摸口袋，掏出仅剩的一点钱，买了一个。 红薯烫手，他却舍不得撒手，啃了一口，甜得发腻，却让他想起了营地的弟兄们。他们多久没吃过这么甜的东西了？他想起那个发烧烧得说胡话的小兵，才十八岁，想家的时候会偷偷哭，说想吃娘做的红薯粥。 他想起那个断了腿的排长，走路一瘸一拐，却天天拄着拐棍去放哨，说只要有口饭吃，就能守好阵地。这些人，把命交给了李弥，交给了所谓的“希望”，可他们的长官，正在曼谷的酒店里挥霍着本该属于他们的救命钱。 回到金三角营地时，天已经黑透了。弟兄们打着手电筒围过来，眼神里的期待像星星一样亮。李国辉看着他们一张张黝黑的脸，看着他们身上破烂的军装，看着他们冻得发紫的嘴唇，喉咙像是被什么东西堵住了。被什么东西堵住了。他张了张嘴，那句憋了一路的话终于冲了出来，声音沙哑得不像他自己的。 话音落下，营地突然静了，静得能听见风吹过芭蕉叶的声音。没人说话，只有几个士兵低下头，肩膀微微耸动。有人悄悄抹了抹眼睛，没人抱怨，却比抱怨更让人心酸。 他们不是傻子，早就察觉到不对劲，只是不愿意戳破那点仅存的念想。李国辉看着眼前的一幕，心里像被刀割一样疼。他知道，李弥的那一把小费，不仅挥霍的是钱财，更是弟兄们的信任，是所有人拼死拼活守着的希望。 残军的路，本就走得艰难。他们困在深山里，前不着村后不着店，靠的就是抱团取暖，靠的就是彼此的信任和那点活下去的盼头。 可当领头人把这份盼头当成儿戏，把弟兄们的血汗钱当成挥霍的资本，这条路，就再也走不下去了。李国辉站在营地的窝棚前，看着天边的月亮，又大又圆，却照不亮脚下的路。他突然明白，有些失望，不是一句安慰就能抹平的；有些裂痕，一旦出现，就再也无法弥补。 一支队伍的崩塌，从来都不是因为敌人的强大，而是因为内部的涣散，因为人心的背离。当士兵的血汗被肆意挥霍，当希望变成泡影，再坚固的阵营，也会土崩瓦解。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