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授衔结束后，正准备离开的周总理突然发现台下还站着一个人，便问他怎么回事，那人却有些委屈的说道：“没听到叫我名字啊……” 这场被载入史册的授衔大典，本该是全军将士的荣耀时刻。 当司仪念完最后一个名字，台下官兵陆续退场时，这位穿着崭新军装的军官却孤零零站在原地，帽檐下的脸颊涨得通红。 周总理停下脚步，目光扫过他胸前的资历章，那上面清晰记录着红军时期的战斗历程。 这位军官叫黄火星，那年46岁。 从闽西山区的孤儿到解放军的高级将领，他的革命生涯比身上的军装还要厚重。 1930年参加红军时，他跟着队伍在武夷山脉打游击，住过山洞啃过树皮，最艰难的时候靠着群众偷偷送来的地瓜干才活下来。 抗日战争时期，他带着部队在苏南根据地跟日寇周旋，有次伏击战硬是三天三夜没合眼，直到枪声停了才发现手指被冻得不听使唤。 授衔仪式当天的紫光阁挤得像蒸笼。 一千多名军官按序列站立，木质地板被踩得咯吱作响。 那会儿没有电子扩音设备，司仪扯着嗓子念名字，后排的人根本听不清。 黄火星站在中将队列的末尾，眼看着前面的人一个个上前领受命令状，心里跟着数着数。 等轮到自己这一排时，突然听到有人喊“黄火青”，他愣了一下正想确认，旁边的同志已经推搡着他往前走，等反应过来时，整个队伍已经在往外挪动。 周总理听完黄火星的解释，让秘书立刻去核对名单。 泛黄的名册上，“黄火星”三个字确实赫然在列，旁边还标注着“华东野战军第29军政委”的职务。 原来司仪念到“黄火青”时，台下有人答应，而真正的黄火星却被这同音不同字的名字搞懵了。 总理拍了拍他的肩膀，当天傍晚专门在怀仁堂为他补行了授衔仪式，还特意让军礼服厂加急赶制了新的肩章。 这件事后来成了军中流传的一段佳话。 黄火星拿着那枚迟来的中将军衔，第二天就赶赴厦门履新。 当时的厦门刚解放不久，物价像坐过山车一样往上涨。 他带着军管会的同志挨家挨户查粮库，把囤积的大米按平价投放市场，三个月后市场物价稳定下来，码头工人给他送的锦旗上，“为民做主”四个金字在阳光下闪闪发亮。 1956年夏天，黄火星到北京开会时特意去看望总理。 办公室里，总理指着墙上的授衔照片笑问：“火星同志，现在能听清名字了吧？”他立正敬礼，黝黑的脸上露出腼腆的笑容。 后来有人问他，当年怎么不直接喊一声，老将军总是摆摆手：“那么多人呢，不能因为我一个耽误了仪式。” 怀仁堂补授军衔时用的那张红木桌，现在还摆在军事博物馆里。 玻璃展柜里，泛黄的授衔命令书上，周总理的签名笔锋遒劲。 每次有参观者驻足，讲解员都会说起那个关于名字的插曲，末了总要添一句：“老一辈革命家就是这样，把个人荣辱看得比鸿毛还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