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1年12月30日，罗布泊上空，强-5甲的座舱盖结着薄冰。 杨国祥按下投弹按钮时，右手明显感觉到金属挂钩的卡顿，氢弹没掉下去。 这枚凝聚着几亿研发经费的“大家伙”，还死死挂在战机腹部。 那时候的中国核武器，就像刚学会走路的孩子，有了力量却缺了把力量投出去的本事。 1964年原子弹爆炸后，美苏的核弹头早已能装在飞机上满世界飞，我们的氢弹却还困在实验室里。 空军挑中杨国祥，就是要让这个“孩子”学会“扔拳头”，他飞过10多种战机，抗美援朝时在天上跟美军咬过尾巴，是出了名的“敢跟老天爷抢飞机”。 仪表盘上的红灯闪成一片，耳机里传来地勤人员变调的声音：“再试一次！”杨国祥又按了三次，挂钩纹丝不动。 座舱里的温度降到零下15度，他的手指却在冒汗。 跳伞？氢弹摔在沙漠里，几亿投入就成了戈壁滩的废铁，还可能污染一大片土地。 撞向无人区？战机和数据都没了，下次试爆又要等多久？他盯着舷窗外的戈壁，突然想起1969年那次试飞，引擎失灵时他硬是把冒烟的飞机开回了跑道。 “战机和氢弹都是国家的，”他后来回忆，“跳伞了，这几亿研发经费就真成了戈壁滩的石头。” 我觉得这种抉择，不是一时冲动，是他飞过的三千多个小时刻在骨子里的习惯，每个零件都不能白丢。 他关掉了导航雷达，省下电力给液压系统。 转弯时特意减小半径，怕过载让挂钩彻底卡死。 地面指挥部里，司令员张震寰盯着雷达屏幕，手指在桌子上敲出节奏，三年前杨国祥迫降受损战机的报告还在抽屉里。 “返航！”张震寰的声音透过电波传来，“起落架检查好，我们等你落地拆弹。” 那一刻，机舱里的警报声好像都轻了些。 地勤人员拆开挂钩时，发现液压油在零下20度冻成了浆糊。 科研组连夜调来中科院的抗冻液压油配方，往挂钩里加了三道机械保险，就像给门多加了三把锁。 杨国祥每天泡在机库里，跟着工程师模拟各种故障：液压失灵怎么办？挂钩卡死怎么手动解锁？12天里，他把可能出问题的环节练了个遍，连吃饭都在想转弯时的角度该多大。 1972年1月7日，罗布泊下了雪，跑道结着冰碴。 杨国祥起飞时，机翼差点擦到积雪的沙丘。 投弹按钮按下的瞬间，他感觉机身猛地一轻，这次，氢弹掉下去了。 蘑菇云在雪后初晴的天空升起时，指挥部的搪瓷缸子都被震得跳起来。 后来有人算过，那次带弹返航保住的不仅是几亿经费，更是中国核武器从“能造”到“能用”的关键一步。 1972年的春天，强-5甲的改进型列装部队时，杨国祥在训练日志上写：“武器是死的，人把它用活了，才是真本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