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长沙会战，女兵银金花突围时被日军包围，眼看敌人一拨一拨靠近，她迅速举枪扣动扳机，却没有子弹射出，而敌人已经扑到了眼前。 她当卫生员时，总觉得枪是冷的，药箱是暖的。直到那天上午，日军飞机炸平了半个救护所，她刚给一个伤兵换好绷带，炸弹就落下来了。伤兵把她往桌子底下推，自己没躲开，血肉溅了她一脸。她从废墟里爬出来，药箱被炸烂了，镊子和纱布散了一地，她捡起旁边掉落的步枪，枪身烫得她手一抖。 现在空枪砸过去时，她想起那个伤兵的脸。鬼子头盔被砸得哐当响，她趁机抽刺刀，手还在抖——不是因为怕，是刚才突围时被炮弹震的，到现在耳朵里还嗡嗡响。第一个鬼子扑过来，她想起卫生课上学的，朝着心窝扎，血喷出来时，她胃里翻江倒海，却死死咬住嘴唇没吐——吐了就没力气了。 第二个鬼子跪倒时，她后腰被什么东西撞了一下，是块石头。她靠在石头上喘气，才发现后背早被汗水浸透了。周围的鬼子越围越近，她看见最前面那个鬼子胸前挂着个怀表，跟她爹以前那个一模一样。她爹就是揣着怀表去赶集，被鬼子当成“奸细”打死的，弟弟去拉，也被捅了一刀。 她突然不想死了。不是怕疼，是不甘心。爹的怀表还没找回来，娘说等她回家给她做花棉袄，她还没穿上。她握紧刺刀站起来，不是要冲，是想再看一眼太阳——虽然天上全是硝烟，根本看不见太阳。 就在这时，身后枪响了。她听见指导员喊她名字，声音哑得像砂纸磨过木头。她回头，看见几个战友趴在土坡上开枪，机枪突突响，把鬼子打懵了。她跟着跑，脚下被尸体绊倒，爬起来接着跑，手里的刺刀还在滴血，滴在地上，混着泥，成了黑红色。 后来她胳膊上的伤好了，留了道疤，像条蚯蚓。战友们说她厉害，一个女的杀俩鬼子。她不说话，晚上偷偷摸那道疤，摸到就想起那个伤兵，想起爹的怀表，想起没穿上的花棉袄。有时候她会想，要是那天没捡起那把枪，现在是不是还在救护所里，给伤兵换药，听他们讲家乡的事。可转念又骂自己傻——不捡枪，早就跟药箱一起炸成灰了。 现在她老了，记性不好，却总想起那天没射出子弹的枪。枪是空的，可心里装的东西，这辈子都卸不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