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3年的香港，张大千面对奉命前来劝他回国的女儿，忍不住厉声斥责：“穷死饿死那么多人，算什么进步？一大家子人要活命，全靠我在国外卖画撑着！”这声怒喝背后，埋藏着一桩尘封的往事——多年以前，一封仅仅索要100美元的“求救信”，早已道尽了一切。 他拍着红木八仙桌的手掌还在颤抖，眼镜滑到了鼻尖，白花花的胡子气得直抖。女儿低着头，手里那封盖着公章的介绍信被捏得皱巴巴的，连信封上的字迹都模糊了。她不敢抬头，不敢看父亲眼里的红血丝，那是熬夜作画熬出来的，是担心家人愁出来的。谁能想到，名满天下的张大千，会被100美元难住？可这100美元，不是他自己要的，是国内家人的救命钱。 那封求救信，是1951年春天寄到阿根廷的。信皮磨破了边，信纸被汗水浸得发脆，是妻子曾正容的字迹，却比平时潦草得多，连笔画都在抖。信里没说半句抱怨的话，只说米缸空了，小儿子发烧三天不退，郎中说要抓药，可家里一分钱都没有。最后，她小心翼翼地问，能不能寄100美元回来？就100，够买粮食，够抓药，够让孩子们熬过这个春天。 张大千收到信的时候，正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画展现场。他手里拿着刚画好的《墨荷图》，笔还没放下，就被信上的字砸得头晕目眩。他当场就红了眼，周围的华侨以为他是累着了，纷纷过来劝，可他一句话都说不出来。那时候，他的画展刚开，画还没卖出几幅，手里的现金根本不够。他咬咬牙，把自己珍藏了十几年的一幅石涛小品拿了出来，那是他年轻时走遍大江南北才淘到的宝贝。他找到当地的华侨商会，二话不说，以低于市场价一半的价格卖了出去，当天就把100美元寄回了国内。 从那以后，他就像上了发条的钟，再也停不下来。为了养活国内的妻子、孩子，还有几个弟弟妹妹，他每年要办十几场画展，从亚洲到欧洲，从美洲到非洲，哪里有市场，他就去哪里。有时候，他一天要画十几幅画，手腕肿得连筷子都拿不起来，就用热毛巾敷一敷，接着画。他不敢停，因为他知道，自己停一天，国内的家人就可能饿一天。 所以，当女儿劝他回国的时候，他才会那么激动。他不是不想回国，他做梦都想回到四川的老家，回到那座有枇杷树的院子里。可他不能回，他回去了，谁来养活那一大家子人？他的画，在国内当时的环境下，能换多少粮食？能换多少药钱？他心里比谁都清楚。 有人说他贪财，说他忘本，可那些人不知道，他卖画的钱，几乎都寄回了国内。他自己在海外，住的是简陋的公寓，穿的是洗得发白的长衫，连一顿像样的川菜都舍不得吃。他把自己的一切，都献给了家人，献给了他热爱的书画事业。 那声怒喝，是一个父亲的无奈，是一个丈夫的痛心，是一个海外游子对家人的牵挂。它不是反对进步，而是对生存的渴望。在那个特殊的年代，有多少像张大千一样的海外华人，为了家人，为了生计，不得不背井离乡，在异国他乡苦苦挣扎？他们的乡愁，藏在画笔里，藏在汇款单里，藏在每一次遥望故乡的眼神里。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