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1949年10月1日的下午三点，北京天安门城楼上的礼炮声通过无线电波，伴随着电流的嘶嘶声传遍了神州大地。但在千里之外的长沙板仓，一间略显昏暗的老屋里，这普天同庆的电波声却引爆了一位老人积压了近二十年的悲鸣。 屋内没有张灯结彩的喜气，只有一位头发花白的老妇人，佝偻着背脊坐在竹椅上。收音机里那句“成立了”刚刚落地，她便像是一个被抽空了力气的孩子，双手颤抖着拍打着身边的墙壁，那种哭声不是兴奋的尖叫，而是从胸腔深处被硬生生扯出来的嘶吼：“开慧啊……听见了吗？润之达成了他的宏愿……那是无数艰难险阻中踏出的通途，是无数暗夜迷茫里燃起的炬火，他以非凡之姿，成就非凡之事。这日子真的来了！” 眼前这位正对着虚空悲声哭喊的老人，正是杨开慧之母——向振熙。她的声声悲号，似有对女儿无尽的思念与哀恸，在空气中久久回荡。时光悄然流转，那一日，距她痛失爱女已然历经十九载春秋。岁月悠悠，十九个寒暑的漫长时光，都在无声诉说着她心底的悲戚。 回溯至十九年前的隆冬，板仓的风凛冽如刃。寒气似有形之物，割破寂静，在天地间呼啸，那彻骨的冷意，至今仍似能穿透岁月，直抵人心。因为叛徒的出卖，军阀何键开出了1000块大洋的悬赏，终究还是抓住了躲藏在家的杨开慧。向振熙至今不敢回忆那段时间的煎熬，她记得自己曾变卖了家里几乎所有能换钱的物件，甚至求遍了亲友，只为了能把女儿从死牢里捞出来。可那个从小被她养出了一身硬骨头的女儿，面对敌人的威逼利诱，面对只要宣誓“脱离夫妻关系”就能活命的机会，只咬着牙扔回了一句话：“死不足惜，惟愿润之革命早日成功！” 回溯到1930年11月14日，在识字岭那片荒芜之地上，萋萋荒草贪婪地汲取着一位年仅29岁烈士的热血，每一滴都诉说着悲壮与不朽。 老人那双布满老人斑的手，颤巍巍地伸向八仙桌上的一个旧包裹。那里头并没有金银细软，只是一件洗得发白、领口早已磨损却被缝补得平平整整的粗布蓝衫。这是杨开慧当年留下的念想，也是母亲这十九年来甚至不敢轻易触碰的痛处。向振熙的手指抚摸过那些细密的针脚，仿佛还能摸到女儿当年的体温。那时候，女儿正是穿着这样的衣服，要在黑夜里去寻一条“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的路。 这十九年，她向振熙熬得太苦了。 不仅仅是白发人送黑发人的锥心之痛，更有一份重若千钧的托付压在她的肩头。女儿牺牲那晚，她甚至没敢在人前大声痛哭，只是独自抱着那件蓝衫坐了一整夜，因为屋里还有三个嗷嗷待哺的外孙——8岁的岸英、7岁的岸青和才3岁的岸龙。为了这一句“妈妈，一定要把孩子带大”的遗愿，这个失去了丈夫、又失去了女儿的老妇人，硬是把自己逼成了钢铁之躯。 特务的眼睛始终盯着杨家，想拿孩子当诱饵引毛泽东现身。向振熙只能带着孩子们过着如惊弓之鸟般的日子，今天是睡在亲戚家的柴房，明天就得躲进深山的破庙。家里的米缸见底了，她就去挖野菜、编竹篮去集市上换那一口救命的粮。她没什么高深的理论知识，也不懂太多宏大的主义，但她记得那个经常来家里蹭饭、个子高高的女婿润之，记得他那时候眼神里的光。当年丈夫杨昌济去世，留下一笔抚恤金，老太太二话没说就拿出来给了这群穷学生做路费、搞活动。在她朴素的认知里，这群年轻人做的是正事，是大事。 哪怕是在最危险的时候，当杨开慧搞地下工作需要掩护，这位小脚老太太就搬个板凳坐在门口纳鞋底放哨；有重要文件没处藏，她就往自家乌黑的灶膛深处塞。 即便她拼尽浑身解数，在命运无情的铁蹄下，仍是难以幸免。残酷的命运之轮毫不留情地碾压而过，未曾对她有丝毫的怜悯与宽宥。流亡上海途中，小外孙岸龙不幸病亡。那是老人心头结痂最厚的一道伤，每每想起，她都要背过身去偷偷抹眼泪，然后转过身紧紧搂住剩下的两个孩子，嘴里念叨着：“我们得活下去，等你爸爸回来，等这世道变好。” 收音机里的欢呼声还在继续，老人颤颤巍巍地从贴身的怀里掏出一张照片。眼前，一张微微泛黄的合影映入眼帘。照片中，年轻的女儿笑容灿若春花，而一旁的润之，更是英姿焕发，尽显不凡气概。她对着照片，泪水把前襟都打湿了：“你看，红旗插上去了，你盼的好日子，妈替你看见了。” 在那个特殊的日子里，板仓的邻居们听到哭声赶来，看到这一幕无不眼眶发红。谁都知道，杨家这一门，流的血太多了。除了女儿，向振熙的侄子向钧也是条硬汉子，22岁就被敌人用酷刑折磨致死，虎口被剪断了都没吐出一个字的机密。这个家族是用几代人的命，给今天这个日子铺了路。 直到1962年，92岁的向振熙走完了她波澜壮阔的一生。得知噩耗的毛泽东寄来了500元丧葬费，并留下了一句极为特殊的嘱托：“葬仪可以与杨开慧同志同穴，我们两家是一家，不分彼此。”如今，在板仓的棉花坡，那一座合葬墓碑静静地立在那里，上书“杨老夫人与开慧烈士同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