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5年，李叔同千里迢迢将母亲的棺椁从上海带回天津老家。不料，族人口口声声“小妾不能从正门入，直接到坟地埋了”，将棺木挡在了门外……   1905年，也是风雨飘摇的一年，在李家的深宅大院门口，年轻的李叔同做出了一个令族人瞠目结舌的举动，面对挡在正门口不允许棺椁通过的顽固长辈，这个平日里看着温文尔雅的阔少爷，陡然爆发出一股决绝的怒火：“娘的棺椁必须走正门，谁敢拦，我就跟谁拼了”。   这声怒吼背后，压抑的是二十多年的屈辱，因为就在他出生的二十多年前，他那个年仅16岁的母亲王凤玲，是坐着花轿从偏仄的侧门被抬进李家的，那年依然掌控着“桐达”钱庄和盐务巨额财富的李世珍已经66岁，为了延续香火纳了王氏。   地位卑微的母亲在父亲去世后，即便守着这么个被称为“祥瑞”的神童儿子，也没少受大太太们的排挤，此刻，拦在门前的族人愣住了，不仅因为李叔同的怒火，更因为接下来的场面实在太过震撼，这不仅仅是走正门的问题，李叔同还要废除披麻戴孝的旧规矩。   你可以想象那个画面：没有凄厉的哭丧，没有满眼的缟素，取而代之的是四百多个身着黑衣的吊唁者，在一片肃穆的黑色中，竟然响起了钢琴声，那是李叔同亲自弹奏、让孩子们合唱的哀歌，他不仅把母亲风光地送进了正门，更让自己成为了中国新式葬礼的第一人。   那一刻的李叔同，是个甚至敢于挑战整个时代礼教的斗士，但他心里的那个大洞，始终没有填上，母亲生前常念叨落叶归根，却死在去买棺木的儿子赶回之前，这种“子欲养而亲不待”的剧痛，甚至比当年他痛失名伶杨翠喜时还要深刻。   想当年，为了送心爱的杨翠喜，他提着灯笼走夜路，聊戏曲评唱腔，结果意中人转头就被买去送给了庆亲王的儿子载振，世间的好物不坚牢，彩云易散琉璃脆，为了摆脱这些锥心之痛，他试过很多路。他支持过变法，化名李广平去上海南洋公学读书，翻译外文书补贴家用。   也曾为了家族颜面娶了无爱的富商之女，甚至在母亲离世后，改名“李哀”东渡日本去学油画、音乐和戏剧，他在那儿又娶了一位日本妻子，似乎想把所有的痛苦都溺死在艺术的汪洋里。   可是，越是深情的人，活得越累，他在红尘里打滚了39年，那是如烟花般绚烂的半生，他是天津卫著名的才子，是精通诗词歌赋的票友，是那个哪怕出生时一只喜鹊衔来的松枝都要终生携带的痴人，但繁华过后，留下的却是无尽的虚空。   于是，在1918年的那个农历七月十三，那个风流倜傥的李叔同“死”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位身披袈裟、目光淡然的苦行僧，弘一法师，很多人不理解，为什么要是从繁华顶峰跌落的决绝。   那是西湖上最令人心碎的一幕，两艘小船，晨雾朦胧，日本妻子哭成了泪人，唤着他的俗名，而他立在船头，甚至没有多看一眼那张深爱过的脸，只留下一句：“请叫我弘一”当妻子问什么是爱时，那个曾经写出无数动人情诗的男人。   只吐出了沉甸甸的四个字：“爱，就是慈悲”这句话如果不曾在这个富贵场中尝尽冷暖，不曾经历过生离死别，是断然说不出的，他所谓的“慈悲”是对这世间万般苦厄的深刻体认，他太知道了，只有彻底的放下，才能解脱那些勒进血肉里的牵挂。   出家后的弘一，并不是为了去享清福，相反他修的是律宗，那是佛教里戒律最严苛的一派，这也很像他的性格，做什么都要做到极致，当年做名士，他是风流魁首，如今做和尚，他是戒行精严的典范。   晚年时，他身体极度衰弱，经常生病，却坚持不吃药，只是一遍遍地念佛、拜经、抄写经文，那个曾经鲜衣怒马的贵公子，心甘情愿地将自己禁锢在最苦的戒律中，去置换内心的安宁，这种活法，震撼了无数后人。   怪不得一向高傲的张爱玲会低下头说，在弘一法师寺院的围墙外，她是如此谦卑，怪不得鲁迅读他的文章会感到爱不释手，看到一种难以企及的修养，也怪不得歌手朴树在唱到那首《送别》时会泣不成声，说这辈子能写出这样的歌词死而无憾。   连商业巨擘曹德旺都把他的书视为灵魂指引，大家敬仰的，不仅仅是他的才华，更是那种能够随时“抽身而退”的巨大定力，在现代这个谁都焦虑、谁都在“内卷”的时代，弘一法师在《人生没什么不可放下》里留给我们的那段话。   就像是一剂清凉贴：“尽力之后，选择随缘吧，人的手就那么大，握不住的东西太多了”是啊，连曾经富甲一方的“桐达”李家公子都握不住爱人的手，留不住母亲的命，挡不住家族的败落，我们这些普通人又在执着些什么呢。   1942年，这位活出了两辈子的高僧大限将至，他做得干净利落，断绝了一切外缘，不再进食，只是一心念佛，临终前，他留下了最后的一幅墨宝“悲欣交集”简单的四个字，道尽了这一生，悲的是这尘世未了的苦难，欣的是终得解脱的往生。   李叔同用前半生告诉我们这世界有多热闹，弘一法师用后半生告诉我们这热闹有多虚幻，人这一辈子，最难的不是坚持，而是放下，就像他自己说的，从前种种譬如昨日死，今日种种譬如今日生。 信息来源：海峡新干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