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毛人凤问蒋介石，白公馆关着一个八岁大的小孩，应该如何处理，蒋介石看了他一眼，说：“斩草除根的道理你还不懂吗？” 重庆解放后的那个冬天，空气里还残留着硝烟的味道，但当解放军战士凿开那层厚重且冰冷的混凝土地面时，现场所有的硬汉都忍不住捂着脸痛哭失声。 在那乱葬岗般的警卫室地下，几具被强酸腐蚀得难以辨认的遗骸中，有一具骸骨特别娇小。 就在这具骸骨的手骨位置，人们发现他至死都紧紧攥着一样东西——那不是什么金银财宝，而是一截已经短得不能再短的铅笔。 这支笔的主人，大家其实并不陌生，正是那个在教科书里让我们揪心多年的“小萝卜头”，大名叫宋振中。 但他并不只是一张黑白照片里的符号，在那不到九年的生命刻度里，他活生生地在这世上挣扎过。 如果不去翻阅那些泛黄的档案，你很难想象一个八岁的孩子，对于世界的认知是多么苍白又多么沉重。从八个月大还在襁褓里被喂奶时起，他就替父亲宋绮云和母亲徐林侠坐了牢。 对于普通孩子来说，“家”是温暖的被窝和热腾腾的饭菜，可对于宋振中而言，所谓的“家”，仅仅是贵州息烽集中营或者重庆白公馆里那几平米的阴湿牢房。 终年不见阳光的生活，加上只能吃霉变的“牢饭”，让严重的营养不足摧垮了他的身体发育。 四五岁的年纪却只有几十厘米高，细细的脖子顶着个硕大的脑袋，这才有了“小萝卜头”这个听起来带着几分亲切却又让人心酸的绰号。 在这个不见天日的地方，蚊虫在他枯瘦的身上留下的疮疤，甚至比他认识的字都要多。但他对外面那个从未见过的世界，却有着一种近乎执拗的渴望。 为了让他在铁窗内也能读书，监狱里的长辈们甚至拿出了绝食的勇气去跟特务抗争。也许是怕出人命，特务最终松了口。 也就是在那时，赫赫有名的黄显声将军成了他的老师。没有本子，母亲徐林侠就把上厕所用的草纸一张张攒起来，订成小册子；没有笔，他就在泥地上用树枝划拉。 直到那一天，黄将军塞给他这半截铅笔。对于宋振中来说，这简直比得到全世界的糖果都要珍贵。 这支笔，成了他在发霉的空气里唯一能握住的光亮。他舍不得用，每次只有在写下“光明”这种最重要的字眼时，才小心翼翼地掏出来划上两笔。 别看他年纪小，在那些凶神恶煞的看守眼皮子底下，他还是个极为特殊的“小战友”。因为看守们总觉得他还是个什么都不懂的娃娃，对他除了打骂，在走动监管上相对松懈。 宋振中就利用这唯一的“特权”，当起了牢房之间的交通员。他把那些抄着《挺进报》胜利消息的纸条，或者黄将军画好的特务布防草图，机灵地藏在破旧的袖口里。 表面上，他在各个牢房门口漫不经心地玩耍，瞪着天真的大眼睛看着过往的特务，实际上却在给父辈们的斗争传递着生死攸关的情报。 可惜，黎明前的黑暗往往是最疯狂、最不讲道理的。1949年的局势对国民党反动派来说已是兵败如山倒，蒋介石为了保住最后那点摇摇欲坠的统治，从官邸里传出了一道足以让听者骨髓发凉的密令。 对关押的革命者要“斩草除根”。这意味着，屠刀连孩子也不会放过。毛人凤接令后，那张阴沉的脸上写满了杀机。 悲剧发生的日子是9月6日，那是一个下着雨的深夜。特务头子杨进兴一脸伪善地走进囚室，嘴里编织着谎言，说是要带他们转移进城。 长达八年的囚禁让这一家人太渴望自由了，哪怕只是换个地方。小萝卜头当时也许还天真地以为，终于能去看看爸爸妈妈口中那些会飞的蝴蝶和鸟儿了。 然而，当他们被骗到戴公祠那间逼仄的警卫室时，等待他们的不是自由，而是明晃晃的匕首。杨进兴这帮人不再伪装，瞬间露出了獠牙。 就在特务的刀锋逼近时，被死死按在地上的宋振中满眼惊恐，他认得这张脸，他不明白为什么前几天还在笑的人变得如此狰狞，孩子本能地哭喊出来：“叔叔，我帮你们倒过水啊……” 这声凄厉的哭声并没有唤醒刽子手哪怕一丝的人性，冰冷的刀刃径直刺穿了他瘦弱的胸膛。 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他甚至来不及搞清楚这到底是为什么，只能本能地想要抓住点什么东西，也许是想要最后再抓住一点点希望。 而在杀害了一家三口后，为了掩盖罪行，这群恶魔竟然在尸体上浇灌了镪水，又混杂着水泥，将他们彻底封存在了地下。 那一夜，小萝卜头距离他的九岁生日还差得很远，距离五星红旗在天安门升起，仅仅只差24天。 后来人们才明白，为什么那具骸骨的手骨紧握不放。那个孩子至死都想保住的，不仅仅是一支铅笔，而是他这辈子还没来得及写完的字，是他对文明世界最后的向往。 如今，在重庆红岩革命历史博物馆柔和的灯光下，这截铅笔静静地躺着，它沉默不语，却比任何宏大的叙事都要震耳欲聋。 若是有机会去重庆，不妨去看看那尊属于他的雕像。这一次，他终于站在了阳光下，替那个曾经只能在梦里想象“明天”的孩子，好好看一眼这个新中国。 信息源：《他不到一岁入狱，牺牲时不满九岁，一生收到最珍贵的礼物是一小截铅笔……》人民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