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2年洞房之夜，郭沫若见发妻太丑，拒绝同房，就在他转身要走时，发妻拉住他苦苦哀求：给我个娃吧！郭沫若瞟了新娘一眼，依旧转身离开。   1912年，当时郭沫若才二十岁，还在成都府中学堂接受新思潮的洗礼，一封“母病危”的加急家书，像道铁令把他骗回了那个还在沉睡的乐山沙湾。   他满心焦虑地推开家门，撞见的却是满院刺眼的红喜字，这是一场蓄谋已久的“包办”新娘是苏溪场团总家的女儿，比他大两岁，懂得持家女红，性格温顺，然而当洞房那对龙凤烛燃起，那个曾经对他言听计从的少年掀开了红盖头，悲剧就注定了。   映入眼帘的不是书本里描绘的灵魂伴侣，而是一个面容平常、鼻梁宽平，脚上还缠着令维新青年作呕的“三寸金莲”的旧式女子，那一瞬间，郭沫若感到的是被欺骗的愤怒和对旧时代的生理性厌恶。   新婚之夜，新娘在那张雕工精美的婚床上独坐，新郎却满怀嫌恶地躲进了厢房，直到天亮，这桩婚姻事实上仅仅存活了五天，在那短暂得近乎残忍的时间里，张琼华似乎敏锐地嗅到了自己未来的命运。   据乡里的传言，这位还没来得及在婆家站稳脚跟的新娘，曾放下所有的尊严，死死拉住丈夫的袖管，不求什么情爱，只哀求能不能哪怕是为了给郭家传宗接代，给她留下一个孩子，因为在那个闭塞的四川乡村，没有子嗣的女人如同浮萍。   但郭沫若的拒绝冷酷而决绝，他甩开了那只手，留下了一纸所谓让其“孝顺双亲”的淡漠留言，随后便如逃难般离开了家乡，他去了成都，辗转天津，最终跨越东海去了日本，把自己与那个所谓的家彻底切割。   之后的日子里，时间和空间在两个平行世界里残酷地拉扯，在日本，郭沫若拥抱了绝对的自由与新生，1914年他与佐藤富子相识同居，并在随后几年里生儿育女，文章名扬四海，而在四川的老宅里，张琼华活成了郭家一个免费的高级长工。   她悉心伺候瘫痪在床的公公，日复一日地端屎端尿，毫无怨言，甚至在婆婆感到心中有愧，暗示她寄张照片给远方的丈夫时，心如死灰的她还特意翻出了当年那件袖口已经磨破花的大红嫁衣，用青线一针一线细细补好，这才去照相馆拍下了一张寄托着卑微讨好的照片。   可惜，这张承载着无数个日夜期盼的照片漂洋过海三个月后，却碰上了正在给私生子女喂饭的郭沫若，最终被随意塞进书堆，连同一颗破碎的心一起落满了灰尘，这种畸形的平衡在一九三九年被打破。   郭父病重，已经名满天下的郭沫若带着第三任妻子、年轻时髦的于立群衣锦还乡，那是一幅极具讽刺意味的画面：小轿车里走下来的是西装革履的才子和穿着旗袍的新女性，而那个名义上的原配妻子，因为极度的自卑，竟然躲进了昏暗的柴房不敢见人。   最后还是被郭家长辈硬生生拽出来才见了面，看到眼前这个操劳二十多年、头发花白、满手老茧的女人，郭沫若即便再冷硬，也当众深鞠了一躬，但这并没有改变张琼华作为“多余人”的窘境。   那个夜晚，她默默地把属于女主人的正房和那张从未真正温暖过的婚床让了出来，换上新铺盖给丈夫和他的新婚妻子过夜，她自己则像个借宿的过客，抱着旧棉絮，蜷缩在堂屋冰冷的条凳上对付了一宿。   郭沫若临走前，留下了“书付琼华”四个字的墨宝，对于她来说，这四个字似乎成了这段荒唐婚姻唯一的实物凭证，至于后来所谓日子紧了可以卖字换钱的嘱托，她哪怕穷困潦倒也从未动过这个念头。   新中国成立后，社会翻天覆地，法律赋予了女性离婚的权利，但被封建礼教驯化了一辈子的张琼华选择了固守，她离开了沙湾老宅，独自搬到乐山城里，靠做“叶儿粑”和糊火柴盒维持生计。   那个糯米做的甜食她总是用料太足，生意不错却是赔本赚吆喝，再加上微薄的津贴，日子过得紧巴，虽然郭沫若后来也安排秘书定期寄些生活费，但也仅限于此，那些汇款单上的附言和书信，从来没有多少温情的家常话。   在这个漫长的守望中，她也不是没试过再靠近一步，1963年，七十三岁的张琼华曾挤着火车去了一趟北京，唯一的念想就是看一眼那个人，但得到的回信只是秘书冰冷的传话：生活上会照顾，见面就不必了。   她就那样两手空空地坐车回到了四川，那是她这辈子离他最近，却也最远的一次，直到一九七九年，命运才在结尾处给了她一个迟到太久的“回响”于立群带着女儿回乐山探亲，当那个陌生的女孩怯生生地对着她喊了一声“妈妈”时。   这位守了一辈子活寡的老人愣住了，随后泪如雨下，这声“妈妈”她在这个家里足足等了六十八年，却是借由别人的女儿喊出来的，一年后，张琼华在孤寂中离世。 信息来源：封面新闻——郭沫若和张琼华，谁才是旧礼制的牺牲者？；凤凰网文化——郭沫若婚姻解密：有旧式原配 有情人 爱上初恋胞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