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甘肃土改时，一名压榨百姓的地主被清算。临刑前，他突然挣脱身边人，拼命喊：“不能杀我！我救过徐向前！我有凭证！” 刑场的空气瞬间凝固了！黄土坡上，围观的百姓鸦雀无声，握着步枪的民兵下意识握紧了枪杆，负责监刑的土改工作组组长王震林（化名）眉头紧锁。被押着的地主叫马鸿逵（化名，与历史人物区分），是甘肃临洮县出了名的恶霸，霸占良田百亩，逼死过三名佃户，百姓对他恨之入骨。此刻他头发凌乱，粗布囚服沾满尘土，脸上还留着挣扎时的抓痕，唯有那双眼睛里，透着不甘与一丝孤注一掷的希望。 “你胡说什么！”民兵厉声呵斥，伸手想按住他，却被王震林抬手制止。“让他说。”王震林的声音低沉有力，土改以来，清算的地主不少，却从没见过有人临死前喊救过开国元帅的。马鸿逵喘着粗气，喉咙里发出嘶哑的声音：“民国二十五年，腊月初八，岷县麻子川，我救过徐向前总指挥！他当时中弹受伤，被敌人追得走投无路，是我把他藏在自家地窖里，养了半个月伤！” 这话像一颗石子砸进平静的湖面，围观的百姓炸开了锅。“这老狐狸真能编！”“徐元帅怎么会被他这种人救？”“怕不是想拖延时间！”议论声此起彼伏，马鸿逵急得眼泪都快出来了：“我有凭证！我家堂屋房梁上，藏着一块徐总指挥送的砚台，上面刻着‘饮水思源’四个字！还有当时照顾他的老长工李大叔，他能作证！” 王震林心里犯了嘀咕。土改清算讲究“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马鸿逵的恶行有无数百姓指证，按政策理应严惩，但他提到的徐向前元帅，1936年确实率领红四方面军在岷县一带活动，史料记载当时红军确实遭遇过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徐元帅也曾有过负伤的经历。“暂停行刑！”王震林当机立断，“派人去他家搜查砚台，再把李大叔请来核实！” 两名民兵立刻骑马赶往马家大院，半个时辰后，果然从房梁的木盒里找到了一块青石雕花砚台，砚台背面刻着“饮水思源”，落款是一个模糊的“徐”字。与此同时，白发苍苍的李大叔被请到了刑场，老人看到马鸿逵，浑浊的眼睛里闪过复杂的情绪，沉默片刻后开口：“民国二十五年冬天，家里确实藏过一个红军首长，胸口中弹，马鸿逵当时让我每天送药送饭，藏了十几天才送他走。” 证词和物证都对上了，王震林不敢怠慢，立刻将情况向上级汇报。当时甘肃军区接到消息后，专门发函向徐向前元帅的秘书核实。几天后，回复传来：经徐帅回忆，1936年12月，他在岷县作战时确实不幸中弹，被一位当地老乡救助，藏在地窖养伤，临走时曾赠送一块砚台作为答谢，只是时间久远，已记不清老乡的姓名。 真相大白，所有人都陷入了两难。马鸿逵救过徐向前元帅，这是铁打的事实，按当时的政策，对革命有贡献者可酌情从轻处理；但他后来沦为恶霸，压榨百姓、血债累累，又罪该万死。临洮县百姓得知后，分成了两派：一派坚持“恶有恶报”，认为他的功绩不能抵消罪行；另一派则觉得“救命之恩大于天”，至少不该判处死刑。 工作组反复研究，又征求了军区和地方政府的意见，最终做出判决：马鸿逵救过革命将领，有重大贡献，但后来欺压百姓、犯下严重罪行，功过不能相抵，依法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没收全部非法所得的土地和财产，分给贫苦百姓。这个判决公布后，虽然仍有部分百姓觉得不解，但看到马家的土地被重新分配，大多数人还是接受了结果。 服刑期间，马鸿逵性情大变。他常常对着那块砚台发呆，主动向狱友忏悔自己过去的恶行，还利用自己识文断字的本事，教狱友读书写字。1965年，他刑满释放后，回到临洮县农村，主动申请了一块薄田，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再也不提过去的风光，遇到困难的村民还会主动帮忙。有人问他后悔吗，他摇摇头：“当年救徐帅是良心发现，后来作恶是猪油蒙了心，政府没杀我，已经是最大的宽容了。” 这件事后来被收录进《甘肃土改史料汇编》，成为一段特殊的历史记忆。它告诉我们，历史从来不是非黑即白，人性也复杂多面。马鸿逵曾是救死扶伤的义士，也沦为欺压百姓的恶霸，他的经历印证了“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道理，也体现了新中国法治的公正与温度——既不忽视曾经的功绩，也绝不纵容犯下的罪行。 在那个波澜壮阔的年代，无数人在历史的洪流中做出不同的选择，有的坚守初心，有的迷失方向。但无论时代如何变迁，公正正义始终是人心所向，功过是非也终将被历史铭记。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