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8年6月，张作霖由京返奉，警惕性还是很高的。宣称6月1日启程，未走。又说6月2日，专列发车了，坐的不是张作霖。 灵堂的白幡还没挂好，张作相就掀着帘子进来了，他是老帅的拜把子兄弟，胡子上还沾着关外的风。“小帅，后院那帮老兵油子闹起来了，说你压不住场子，要请寿夫人出来主持大局。”张学良刚给父亲的牌位上了香，闻言手顿了顿，没回头：“六叔，让他们闹，闹够了就知道，这东北的天，塌不了。” 寿夫人是张作霖的五姨太，精明能干，老帅在时就帮着管家事。张学良知道，老兵们不是不信他，是怕他年轻，镇不住日本人。果然，没过半个时辰，军需处的王处长就哭丧着脸进来：“小帅，日本商会把咱们的粮道掐了，说不签那个《满蒙贸易协定》，奉天城的军粮撑不过十天。” 张学良摸了摸父亲留下的那把铜柄佩刀，刀鞘上的鳞片磨得发亮。“告诉日本商会，粮可以给，但得用东北的大豆换，一斤大豆换两斤米，少一粒都不行。”王处长愣了：“这……日本人能答应？”“他们不答应，奉天城里几十万百姓也得吃饭，让商会的人自己掂量。”张学良声音不高，王处长却听出了硬气，转身跑了。 夜里，张学良没回房，在老帅的书房坐了半宿。书架第三层有个暗格，里面是父亲记的账，一笔一笔都是东北的家底：多少亩黑土地，多少口油井，哪个兵工厂能造多少子弹。翻到最后一页，老帅用红笔写着：“东北是根，丢了根，人就飘了。”他忽然想起小时候，父亲带他去看修铁路，说：“这铁轨得铺得稳，不然火车跑起来会翻，国家也一样。” 第二天一早，他把张作相和几个少壮派军官叫到一起。“六叔，你带三个旅去守锦州，把那边的粮仓看好。”又对年轻的团长于学忠说：“你去兵工厂，把老帅存的那批德国机器拆了，重新组装，别管日本人怎么说，咱们得有自己的造炮手艺。”于学忠立正：“保证完成任务！”张作相却皱眉：“小帅，日本人要是趁机动手怎么办？”张学良从怀里掏出一张纸，是他连夜写的信，给阎锡山的：“阎老总跟咱们打过仗，也合作过，他缺军火，咱们缺粮，让他先借点粮，军火以后还。” 半个月后，日本领事馆的人又来了，这次没带礼物，直接甩下话：“再拖下去，别怪皇军不客气。”张学良正在看兵工厂的图纸，头都没抬：“我爹走了，我得守孝三年，这三年，东北的事，我说了算，你们要是等不及，就自己掂量掂量，是你们的枪快，还是奉天城的老百姓命硬。” 后来有人说他太圆滑，不像老帅那么敢打敢拼。可谁也没见过，他每次去仓库看那批重新组装的机器，手心都攥出汗。他知道自己没父亲那股子狠劲，只能一点点搭架子，把东北这根“铁轨”铺得再稳些。 那年冬天，他没去上坟，让副官代他烧了张纸，纸上写着：“爹，儿子没让东北飘起来，就是不知道，这路铺得对不对，以后还能不能铺下去。”副官回来告诉他，坟前的雪下得很厚，烧纸的灰被风卷着，飘了老远，像在往关里的方向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