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 年，与徐海东失散二十多年的女儿徐文金在广播中听到了父亲的名字。她怎么也没想到：原本以为父亲已经去世了，想不到竟然成为了开国大将！ 当时她正蹲在灶台前烙玉米面饼，锅铲停在半空，饼子“啪嗒”掉在锅台上，烫得她手一缩，却没知觉。广播里“徐海东”三个字像炸雷，她猛地站起来，撞翻了身后的小板凳。丈夫高正凯从地里扛着锄头回来，见她站在屋中央发呆，锅台的火都快灭了，忙问：“咋了这是？”徐文金嘴唇哆嗦着，半天说不出话，最后指着广播：“当家的，那里面说的徐海东……是我爹，他还活着，是大将！” 高正凯手里的锄头“哐当”砸在门槛上，火星子溅起来。他知道妻子命苦，三岁时三婶用扁担挑着她逃荒，一路讨饭到这村子，三婶临终前说：“你爹是红军，叫徐海东，被白狗子杀了，你要好好活着，别忘了他。”这些年徐文金从不提爹，只在清明偷偷去后山，对着南方烧几张纸，嘴里念叨：“爹，俺给你送钱了。” 第二天一早，高正凯陪着徐文金去找村支书。支书听完直摆手：“开国大将哪能随便认？怕是重名了。”徐文金急得脸通红，想起三婶说的：“你爹左肩上有个月牙形的疤，是你三岁那年拿镰刀割草，不小心划的，他当时疼得直冒汗，还笑着说‘俺闺女给爹留个记号，丢不了’。”支书听了，赶紧给县里写信，把这话写了进去。 等了二十天，县里回信了，说徐大将的秘书来了电报，让她带上证明人去天津见面。证明人就是村里的老木匠，当年三婶逃荒来时，是老木匠给了碗粥喝，知道她家的事。徐文金翻出压箱底的蓝布褂子，高正凯把攒了三个月的卖草药钱塞给她：“路上买点吃的，别亏着。”老木匠拄着拐杖，陪她一起上了火车。 天津的医院病房里，徐海东穿着病号服，头发白了大半，见了徐文金，眼睛一下子亮了。他盯着她右耳后那颗小痣，突然抓住她的手：“你是文金？俺闺女右耳后有颗痣！”徐文金“哇”地哭出来：“爹！俺以为你不在了……”徐海东从枕头下摸出个布包，打开是一小缕头发，用红绳系着：“这是你满月时的胎发，我走到哪带到哪，长征过草地，干粮丢了都没丢它。” 住了半个月，徐文金见村里孩子没学上，跟爹说：“爹，俺想回村办个扫盲班，教乡亲认字，孩子们也能读书。”徐海东高兴得直拍腿：“好！爹支持你！我让秘书联系县里，给你送课本和黑板，你当老师！” 回村后，徐文金在祠堂办起了扫盲班。她自己先跟着课本学，学会一个字就教一个。丈夫帮她做黑板，老木匠给孩子们修桌椅。冬天冷，她把爹寄来的棉袄拆了，给孩子们做棉手套。孩子们喊她“徐老师”，她听着心里比吃了蜜还甜。 后来她教了四十年书，村里出了二十多个大学生。有人说她傻，放着城里的福不享，偏在村里遭罪。她就拿出爹的照片，照片上爹穿着军装，笑容温和。她摸着照片说：“爹当年打仗，不就是为了老百姓能过上好日子？俺教孩子们读书，看着他们有出息，这就是好日子。” 现在她老了，手上全是老茧，都是拿粉笔磨的。但她看着村里的小学，看着孩子们背着书包上学，心里踏实。只是有时候夜里，她会拿出那个装胎发的布包，摸着那缕头发，想起爹在病房里说的话：“文金，老百姓过上好日子，爹就放心了。”她就觉得，自己这辈子，没给爹丢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