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1年，北洋政府发不出工资，就将故宫内8000麻袋大内档案，以4050银元的价格，卖给了造纸厂。 那些记录着明清两代544年历史的宫廷秘档，从皇帝的朱批奏折到百官的起居注，就这样被贴上"废纸"标签。 4050银元在当时只够买2000石大米，而这些档案里藏着比粮食更珍贵的文明记忆。 清帝退位后，故宫里的档案成了没人管的孩子。 摄政王载沣早在1908年就差点把它们当垃圾烧了，到了1921年，缺饷的北洋政府干脆让历史博物馆挑了8000麻袋"无用文件"，论斤卖给了纸店。 北京海王村旧货市场的摊主不会想到，1922年春天那个蹲在摊位前翻旧纸的老头，会让这些即将变成纸浆的档案重获新生。 罗振玉捏着那张写着"光绪硃批"的残页，手都在抖，这哪是废纸，分明是半个中国的历史。 这位曾经的清学部参事卖掉了天津和大连的房产，又典当了夫人的嫁妆，凑够1.2万银元追到唐山纸厂时，30辆骡车正往回拉那些散发着霉味的麻袋。 后来他常对学生说，最险的是定兴纸坊那批，机器已经启动，再晚半天就真成了草纸。 十年间罗家客厅堆成了档案山，子女抱怨没地方下脚，他却带着学生用毛笔蘸米汤修补虫蛀的纸片。 1928年那本《史料丛刊初编》出版时，罗振玉特意在序言里记了笔账：7000麻袋档案，4050银元卖出，1.6万元转售，最后变成了20册学术典籍。 现在台北故宫的恒温库房里，64万件大内档案躺在樟木盒里，北京第一历史档案馆的数字化屏幕上，明代徭役册与清代军报正被学者逐页标注。 当年装档案的麻袋早成了文物，但比麻袋更珍贵的，是那个在纸厂废墟里抢救文明的弯腰背影。 罗振玉临终前特意嘱咐家人，把整理档案时用的那方砚台捐给研究院。 如今这方磨秃了的端砚还放在善本阅览室，砚池里的墨迹早就干了，可透过玻璃展柜望去，好像还能看见灯下老人沾着墨汁的手指，正轻轻抚平一张写着"奏为筹办立宪事宜"的黄册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