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战士李陶雄中弹后抢救无效，壮烈牺牲。谁知，遗体送往后方安葬时，莫名从车上滑落两次，护士发现李陶雄的眼睛竟然合不拢，身体也还是软的。   1984年的初夏，广西边境那条颠簸崎岖的山路上，正在上演着一出令人毛骨悚然又瞠目结舌的“生死反转”一辆负责收敛阵亡烈士遗体的运输车在弯道急转，随着惯性，车厢内一只裹着军毯、拉着拉链的塑料棺袋猛地撞向侧板，甚至因为之后的又一次晃动险些滚落草丛。   战士们手忙脚乱地把棺袋抬回车厢重新用三根粗绳捆死，随车的护士郑英却在此时察觉出了异样，这不仅仅是一具冷冰冰的“尸体”当她的指尖触碰到棺袋的表层，指腹传来的竟然不是僵硬死寂，而是一股极为微弱却真实存在的温热。   郑英心里咯噔一下，一把拉开拉链，那个在几个小时前已经被野战医院权威判定“死亡”的年轻人，眼睑半睁，皮肤柔软，虽然脉搏如游丝般几不可闻，胸廓却还有着轻微的起伏，一声撕心裂肺的喊停，让整个车队调转车头，像疯了一样向后方医院狂奔。   硬生生把这个已经在去往火葬场路上的人，重新拽回了人间，这个“死而复生”的年轻人叫李陶雄，在那辆颠簸的卡车成为他生命的转折点之前，他的命运刚刚在老山战役的炮火中被粉碎过一次。   时间倒回5月9日的下午，那是一个血色的黄昏，在争夺老山及周边如茅山、7号高地等关键节点的惨烈拉锯战中，身为尖刀班班长的李陶雄正带着队伍在枪林弹雨中突进，当时，一枚呼啸而来的炮弹正死死咬住了一名年轻的小战士。   根本没有思考的空隙，李陶雄做出了一个近乎本能的动作，扑过去，一声巨响，他用血肉之躯替战友扛下了所有的毁灭性打击，在这个瞬间，至少有170多枚弹片同时嵌入了他的身体，从胸腹到双腿，仿佛被暴雨梨花般的钢铁碎片打成了筛子。   被战友冒死抢回野战医院时，他的血几乎流干了，全身上下找不到一块好肉，心电图在那天下午3点多被拉成了一条毫无生机的直线，在这个血库告急、医疗条件简陋的前线，医生们尽了最大努力，最终只能无奈摇头，宣布了他的死讯。   这也才有了开头那令人窒息的运尸一幕，与其说李陶雄是被医生救回来的，不如说他本身就是个钢铁打的一样的硬汉，他这副硬骨头，早在1962年出生于湖南那个穷困潦倒的农家时就开始锻造了。   没上过学堂，从小就在泥巴地里跟土豆、扁担打交道，在那双还没握枪的手早已满是砍柴挑水磨出的老茧时，一股子想穿军装、想当英雄的劲头就在他心里扎了根，17岁那年一入伍，他就把这股蛮劲带进了军营，别人练排雷费手套，他一个月能磨破三双。   为了练就手指触雷的灵敏度，指尖被镊子硌得青紫一片也从不吭声，那次新兵小王误踩模拟雷吓得腿软，也是李陶雄趴在地上，流着冷汗一寸寸排除了险情，这种在极度痛苦中依然能保持冷静的意志力，或许就是他在心脏几乎停跳的状态下，依然吊着一口气的底牌。   但这口气的代价是巨大的，被直升机紧急转运到广西303医院后，李陶雄陷入了漫长得仿佛没有尽头的黑暗，因为失血过多导致的“假死”虽然被纠正，但那一百多块弹片带来的创伤引发了极其严重的感染，甚至股骨伤处因为无法及时清理而生了蛆。   在长达78天的时间里，他在深度昏迷中与死神拔河，而在清醒的世界里，是一场接一场、累计高达一百多次的大大小小的手术和清创处理，那是一场对肉体意志的极限凌迟，医生们拿着X光片，像工匠一样在他破碎的身体里“寻宝”。   镊子夹着沾满脓液的弹片扔进盘子里叮当直响，因为有些部位无法频繁麻醉，李陶雄常常咬碎了牙关硬挺，剧痛让他的双腿在床上无法控制地痉挛颤抖，直到7月26日的清晨，这个被连下了几次病危通知书。   甚至连“阵亡通知”都已经误传回老家让父母哭晕过去的战士，终于让睫毛颤动了一下，他醒来的第一句话，声音干涩得像两片砂纸摩擦，却震住了在场所有的医护人员：“我们的阵地还在吗，我们胜利了吗”。   他关心的不是自己瞎了的左眼，不是视力仅剩一点的右眼，也不是那至今仍残留在心脏和脑部附近无法取出的20多枚弹片，在那一刻，这个仅仅依靠着精神力量把身体重新拼凑起来的战士，在某种意义上已经超越了医学解释的范畴。   后来的日子里，英雄的光环褪去，生活露出了残忍的一面，虽然部队追授了一等功，虽然有三等残疾证，但李陶雄必须学会在黑暗和疼痛中重建生活，由于视力受损且弹片压迫神经，每走一步都要靠拐杖和毅力。   但他就像当年在泥地里练排雷一样，硬是并没有让自己成为废人，1986年回到家乡后，他娶妻生子，拄着拐杖下地挥锄头，甚至还能帮村里修路挖土，那留在身体里的弹片成了他无法摆脱的“宿敌”夜里经常疼得满头冷汗，要靠不停按摩才能缓解，但他从不抱怨。 信息来源：参考老山战役史料及战地医护人员口述记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