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北京知青被公羊顶倒。她赶紧从地上爬起来，拍打身上的泥土，那只羊又退后几步，再次把她撞倒。下一秒，她弯腰拿起镢头，一下砸在羊的脑门上，不料，她却因为这一举动，改变了一生的命运。   1966年冬天，谭小北和其他十五六岁的孩子一路从北京送到了山西忻县，对于初出茅庐的知青来说，窗外的银白世界既带着点诗意，更多的却是对陌生未来的惶恐，这一脚踏进槐庄大队，最先给小北上一课的不是农活，而是厚道的人心。   她们三个女知青被分到了三队队长孙茂鹏家里，这可是个典型的晋北农家院，孙队长家两口子看这几个女娃娃离家在外不容易，竟然把自个儿那个向阳、宽敞的东屋腾了出来给知青住，老两口自己呢。   抱着铺盖卷搬进了好几年没住人的西房，那屋里的墙壁被烟熏得乌漆墨黑，土炕烧不热不说，连转身的地方都局促，看着老两口蜷缩在那个只有巴掌大的冷屋子里，谭小北心里那个愧啊，像是有火在烧。   也就是从那天起，她暗自发狠：一定要把自己当成真正的社员，拼了命干活，哪怕是为了报答房东这点腾房的情分，谁也没想到，这种急于融入和证明自己的心气儿，后来却惹出了一场大祸。   那是1969年的一个深秋清晨，为了赶在日头升高前把地里的土松完，谭小北早早就扛着沉甸甸的农具出门了，走到半道上，一阵咩咩声混着防尘土呛了过来，赶羊的是村里的张二叔，这老汉命苦，早年在采石场干活断了腿，脾气就变得像这山沟里的石头一样硬。   平日里也没人敢惹他，小北本想也是怕羊，就贴着路边站，想给羊群让路，可队伍里偏偏有那么一只长着弯角的公羊，眼珠子通红，还没等小北反应过来，它低着头就像炮弹一样冲了过来，一下，就把谭小北顶了个四脚朝天。   十五六岁的小姑娘哪里见过这阵势，她顾不得疼，手忙脚乱地刚爬起来想躲，那公羊却像是成心要跟她过不去，往后退了几步，借着劲儿又是狠狠一头撞在她后腰上，这一次摔得更狠，膝盖磕在石头上，鲜血立马染红了裤管。   那一瞬间，恐惧瞬间就被愤怒点燃了，这是人的求生本能，面对一只仿佛发了疯的野兽，谭小北想都没想，抓紧手里本来用来锄地的镢头，抡圆了就朝着那个再次冲过来的羊头砸了下去，只听“咚”的一声闷响，刚才还不可一世的公羊抽搐了两下，再也不动了。   羊是倒下了，可谭小北的名声也跟着毁了，瘸着腿赶来的张二叔看着死羊，脸黑得能滴出水来，在他嘴里，这场惊心动魄的自卫变成了另一种版本：城里来的知青人性差，毁坏公社财产，下手真黑，这闲话就像长了翅膀，一夜之间飞遍了整个大队。   从那以后，那个热情开朗的小北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村民口中避之不及的“狠女子”甚至有人说，那羊死得太惨，别的羊见了她都不敢抬头，这顶帽子的分量，在1972年的时候显出了它最残忍的威力。     那一年，太原师范学校给了村里一个宝贵的推荐名额，这在当时简直就是跳出农门、重返城市的金钥匙，几年来，谭小北手上的茧子磨了一层又一层，干活儿是一把好手，连大队干部都觉得这名额非她莫属。   可等到上面的主任下来搞政审调查时，还没把“人性特别差”这事儿忘掉的张二叔又站了出来，旧事重提，杀羊的事儿被描绘得绘声绘色，直接把那个推荐名额给“顶”飞了，眼看着机会落到了别人头上，其他知青也陆陆续续找门路走了，偌大的知青点越来越空。   最后只剩下了谭小北一个人，要是换个人，可能早就崩溃了，或者干脆破罐子破摔，但谭小北没哭没闹，她看着空荡荡的院子，却琢磨出了一条别的路，既然大家都说她“狠”那她就把这股劲儿用到正地方去。   她想起房东孙队长家那个昏暗的土坯房，想起老乡们拿着工分本却不识数时的窘迫，于是，在那盏烟味呛人的煤油灯下，一块捡来的小黑板立了起来，扫盲班开课了，这一次，她手里拿的不是要命的镢头，而是短短的粉笔。   每天晚上，她一遍遍教大伙儿认字、算账，教怎么记工分才不会吃亏，哪怕是最笨拙的庄稼汉，她也不厌其烦，手把手地矫正拿笔的姿势，那盏灯光虽然微弱，却慢慢把那个“杀羊狠女”的形象给烤化了。   大伙儿渐渐发现，这个曾让他们害怕的姑娘，其实心里头热乎得很，那个总伤人的恶名被人忘在了脑后“知青老师”的称呼叫得越来越顺口，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来上课的村民怀里总揣着两个还温热的鸡蛋，或者是几把红枣，悄悄塞进小北的手里。   日子就这么一晃到了1977年，整整晚了五年，谭小北才终于等到属于她的那次回城机会，临走的那天秋意正浓，全村老小都出来了，当年那个因为死羊骂遍全村的张二叔或许早就没脸再提那茬儿，但孙队长一家那是真的舍不得，拉着她的手千叮咛万嘱咐。   看着乡亲们那一张张真诚的脸，谭小北心里那点关于误解和委屈的阴霾彻底散了，虽然那个叫谭小北的“狠女子”被留在了1969年的那场冲突里，但走出这片黄土高坡的，是一个早已被岁月磨砺得坚韧、温暖的谭老师。 信息来源：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央视网体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