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朱梅馥为傅雷准备好温水，等他服下剧毒药物后，她又帮傅雷摆正仪容，然后撕下床单做成绳索，挂在卧室的钢窗上。怕打扰别人，她在凳子下垫了棉胎，最后深情望一眼丈夫，也随他去了另外一个世界。   1966年9月的那个深夜，上海江苏路的那栋房子里死一般的沉寂，除了即将逝去的生命，最怕的竟然是发出一丁点声响惊扰了邻居，为了这点“安静”五十三岁的朱梅馥做了一件让后世无数人心碎的事：她在那个准备踢翻的方凳下面，厚厚地铺上了一床棉胎。   即使是走向死亡，她也不愿在这个世界弄出那怕是最后一声沉重的钝响，人们常感叹翻译家傅雷的刚烈，却往往忽略了他身后这个女人的“静水深流”其实，朱梅馥并不是旧时代那种只能依附男人的藤蔓。   回到1913年，她出生在南汇一个充满了书卷气和腊梅香的院落，虽然四岁那年父亲蒙冤入狱，母亲奔波申冤无暇他顾，导致家中两个弟弟和一个妹妹接连夭折，偌大的朱家最后只剩下她一颗独苗，但家里并没有把她养成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闺秀。   父母在她身上砸下了仅剩的积蓄，送她进教会学校，后来又转读稗文、晏摩氏，她能讲一口流利的英语，手指能在琴键上敲出贝多芬的《命运》甚至对西洋油画也有精深的见解，这样一个受过完整西式教育、才华横溢的现代女性。   在十四岁那年由母亲做主，定给了大她几岁的远房表哥，那个十九岁就才气纵横但也满身锋芒的傅雷，这本是青梅竹马的情分，可傅雷对她的塑造从一开始就充满了主观的掌控欲嫌弃她原名“朱梅福”俗气，丈夫便大笔一挥改成了“朱梅馥”寓意“梅花香气与风骨同在”。   这三个字，成了她一生的判词，有骨气，但更多的是为了成全别人的“香气”在这个家里，傅雷像一座随时喷发的火山，他是那种眼睛里容不得一粒沙子的天才，对外人说话带刺，对家人更是严苛到近乎残酷。   仅仅是因为赞赏杨绛被对方谦虚了几句，他就能当场翻脸生闷气，在教育孩子上，稍有偏差，藤条和盘子就会飞过去，杨绛曾回忆，傅聪练琴错一个音要挨打，傅敏吃饭咀嚼出了声，父亲随手就抄起烟灰缸砸过去。   每当这种时候，挡在暴躁父亲和惊恐孩子中间的，永远是朱梅馥，她是那道柔软的防爆墙，一边温言安抚暴怒的丈夫，一边将孩子护在身后，为了让丈夫安心工作，她把自己活成了隐形的三头六臂。   整理凌乱的文稿、做植物实验的助手、甚至在深夜捧上一杯热茶，还要独自咽下婚姻里所有的苦涩，傅雷的感情世界一直不安分，在法国留学时，那位金发碧眼的异国女郎曾让他神魂颠倒，甚至提笔写好了给朱梅馥的退婚信。   直到他发现自己只是那女子的“猎物”之一，才撕信回国，婚后，他的心又在去洛阳考察时挂在了豫剧演员身上，后来又对女高音歌唱家成家榴迷恋不已，甚至闹得上海文艺圈满城风雨。     对此，朱梅馥心知肚明，换作别的女子或许早就大闹一场，但她没有，她甚至出于一种为了让丈夫“心情愉快以便更好工作”的逻辑，主动给情敌写信，宽容到让第三者都羞愧难当，最终在张爱玲的讽刺文章和社会压力下退出。   朋友们背地里叫她“菩萨”，可这尊菩萨也是血肉做的，她不过是把那个独立、有才华的“朱梅馥”杀死了，献祭给了“傅雷的妻子”这个角色，她用一辈子的隐忍，换来了傅雷晚年一句愧疚的“梅馥是最好的”然而，时代的巨浪打来时，连这一点平静也守不住了。   1958年傅雷被划为右派后，精气神几乎被抽干，那个曾经暴躁的才子变得沉默脆弱，只有朱梅馥，依然每天热好饭菜，像从未发生变故一样支撑着这个家，直到1966年那个绝望的秋夜，面对必死的结局，傅雷选择了刚烈，而朱梅馥展现出了惊人的冷静与条理。   在那份整洁如印刷体的遗书中，她细致得像是在准备一次长途旅行：房租既然不能预付那就留下现款，水电煤气费是多少，哪里还借了医生的钱，甚至连保姆周菊娣的工资和过渡期的600元生活费都算得清清楚楚，并在信末留下了53.3元作为他们夫妇的火葬费。   处理完这一世的账单，她开始处理死亡，关于那晚的细节，档案与传闻虽在先后顺序上有“服毒”与“上吊”的出入，但有一点是确凿的：是朱梅馥为丈夫摆正了遗体，擦去了嘴角的痕迹，让他死得体面。   最后，她才撕下浦东土布做成的床单拧成绳索，挂上钢窗，把那床著名的棉胎垫好，看了丈夫最后一眼，然后静静地踢开了凳子，这就是朱梅馥，死都不愿麻烦别人，那一上午，保姆推门后的尖叫打破了宁静。   这对夫妇的骨灰一度无人敢认，凄凉地丢在火葬场，最后竟是一位素不相识、叫江小燕的29岁女青年，冒充“干女儿”冒死领走，这些骨灰被藏在必胜客阁楼，又转至青浦乡下的公墓床板下，整整流浪了十三年。   信息来源：傅敏编《傅雷家书》中的朱梅馥——“我是家中最不重要的人”——澎湃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