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重庆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挺进报》的传播点燃了民众希望，也引来了国民党特务的疯狂反扑。甫志高，这个小说中的叛徒形象，源自真实历史中五个原型人物的缩影，其中首当其冲的，便是任达哉。 当酷刑如噩梦般降临，两天一夜的折磨，足以让意志薄弱者彻底崩溃。任达哉，这位曾经的印刷工人，参与进步运动时的热情，在敌人的皮鞭下迅速消散。他招供了，上级许建业的名字从他颤抖的唇间吐出，如同投向革命阵营的一颗毒弹。川东地下组织遭受重创，《挺进报》被迫停刊，同志接连落网，革命的火种似乎即将熄灭。 然而，真正的革命者，从未屈服。江姐被押进渣滓洞那夜，指甲被拔、手指血肉模糊，但她紧咬嘴唇，不发一言，用沉默对抗着敌人的暴行。盛国玉记得，当江姐因伤痛爬不上床铺时，那双颤抖的手仍在坚持，她低声念着“天快亮了”，仿佛在黑暗中寻找那一丝曙光。狱中的歌声从未停歇，“愿把这牢底坐穿”，那是革命者对自由的渴望，对胜利的坚信。 而任达哉，却已跪倒在审讯室，用背叛换取了短暂的苟活。他以为这样就能逃避历史的审判，但军统的冷漠让他明白，背叛者永远无法得到真正的尊重。1949年11月27日，当任达哉与昔日同志一同被押赴刑场时，他或许才真正意识到，自己的软弱与背叛，已经让他失去了作为人的尊严。枪声响起前，他忽然挣扎嘶喊，试图用最后一刻的硬气掩盖曾经的软弱，但历史是公正的，它只记住了江姐们的沉默坚贞，而非他的垂死挣扎。 那一天，三百余人倒在血泊中，仅35人幸存。任达哉死了，他的名字与甫志高一同成为了背叛的代名词。但历史不会忘记，那些在黑暗中坚守信念、从不低头的灵魂。杨益言用一生书写着他们的故事，让后人明白，真正照亮黑暗的，不是背叛者的苟活，而是革命者的坚贞与不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