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秋，苏州青楼的琴声像被秋雨打湿的羽毛，飘进张伯驹耳里时还带着颤。 他推开雕花木门，看见灯下抚琴的女子指尖泛白，琴弦上缠着半阙《梅花三弄》。 这一幕后来成了他余生最清晰的记忆，也成了整个江南文人圈的谈资，谁也想不到，富甲一方的张家公子会为一个青楼女子，跟手握兵权的臧卓硬碰硬。 潘素那时还叫潘妃，母亲早逝后被继母卖进这风月场，老鸨看她通琴棋书画，才松口让她“卖艺不卖身”。 可臧卓的帖子已经递到院里，红绸包裹的聘礼堆在楼下，像座压人的山。 张伯驹第二天再去时，潘素的琴已经被砸了。 他蹲在碎木片里捡断弦，听见楼上臧卓的笑声顺着窗缝漏下来。 这个平时连踩死蚂蚁都要念声佛的文人，突然攥紧拳头，后来据伺候他的老仆说，那天张先生的指甲缝里全是血，不知道是砸门时蹭的，还是攥断琴弦弄的。 真实的营救没那么多刀光剑影。 张伯驹托人带话给臧卓，说愿意拿城南三处铺面换潘素的自由。 对方回话说“张公子是读书人，不懂江湖规矩”。 僵持到第五天夜里，他揣着银票摸到后院，用梯子把潘素从二楼接下来时，她怀里还抱着那床绣了半朵梅花的琴囊。 成亲那天张伯驹做了件让所有人意外的事。 他把家里两位妾室的月钱折子放在桌上，说往后各过各的日子，张家的账本上只留潘素一个人的名字。 潘素后来在回忆录里写，那天她站在雕花镜前，看见镜里的人鬓角别着张伯驹送的玉簪，突然想起青楼里那些姐妹说的“男人的话当不得真”，眼泪啪嗒掉在红嫁衣上。 抗战爆发那年，张伯驹把最后一箱金条换成了《平复帖》。 潘素把嫁妆里的翡翠镯子当了，换来的钱一半买了米粮，一半给丈夫买了件棉袍。 有天半夜她起来给炉子添煤，看见张伯驹蹲在地上拿放大镜看字帖，棉袍袖子磨出了洞，露出里面打了补丁的衬里。 她没说话，第二天就把画室里的颜料全换成了最便宜的朱砂和藤黄。 潘素的山水画后来进了故宫，可她总说自己画的最好的，是当年在苏州画的那半幅《秋江待渡图》。 张伯驹听了就笑，说那画早被他藏进了《游春图》的画盒底层。 1956年他们捐画那天，工作人员打开画盒时愣住了，千年古画旁边，果然压着张泛黄的宣纸，上面的渡船只画了个船头，船尾空着，像在等什么人。 那把《梅花三弄》的古琴后来挂在了他们北京寓所的墙上，琴盒里总躺着潘素画的小山水。 1956年他们把《游春图》捐给故宫时，张伯驹摸着琴身说“你看，弦没断，画也没散”。 这种把爱情过成文化守护的日子，或许就是乱世里最硬的底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