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廷玉试探着问乾隆：“臣近八十岁了，可不可以荣归故里了？”没想到，乾隆唰得变了脸色，并引经据典说了一句话，张廷玉赶紧跪倒在乾隆面前痛哭流涕。 那会儿张廷玉跪在冰凉的青砖地上，眼泪噼里啪啦往下掉，不是吓的，是突然心里敞亮了——他求的哪是“荣归故里”啊，他是想找个地儿，把“张廷玉”这三个字从“配享太庙”的牌位上摘下来，做回桐城张家那个读圣贤书的儿子。 他想起康熙四十二年，自己刚中进士，父亲拉着他手说：“咱桐城人读书，是为明事理，不是为穿官袍。”那会儿他揣着这念头进了翰林院，天天抄录文书到深夜，手指磨出茧子也乐呵呵的，觉得能为朝廷做点实在事，比啥都强。后来雍正朝入了军机处，天天凌晨摸到宫里，折子堆成山，他一笔一划拟圣旨，眼睛熬红了，心里却踏实，觉得这就是“忠”。 可什么时候开始变的呢？大概是雍正亲笔写遗诏，说要让他配享太庙那天。那天他捧着诏书，手直抖，不是激动，是突然觉得肩上压了块石头。这石头上刻着“文和公张廷玉”，底下还坠着“大清第一汉臣”的秤砣，走哪儿都硌得慌。 他跪着，听乾隆说“岂有从祀元臣归田终老之理”，耳朵里嗡嗡响，脑子里却冒出个念头：这“从祀元臣”，到底是皇上给的恩，还是给的绳？他伺候了三朝皇帝，康熙教他“慎”，雍正教他“勤”，到了乾隆这儿，他才发现，最难学的是“退”。 回家后，他把自己关在书房，翻出个旧木匣子，里面是他刚入仕时写的札记，首页写着“为臣者，知进易，知退难；知进是本分，知退是良心”。他盯着这行字看了半晌，突然笑了——当年自己写这话时，哪想到几十年后，连退的资格都得皇上赏。 第二天，他没再提归乡的事，只是跟管家说：“把我那些奏疏副本都搬到西厢房，别让孩子们碰。”管家不解，他摆摆手：“留着给自己看，看我这辈子，到底是为朝廷办事，还是为那块太庙的牌位办事。” 后来乾隆偶尔召见，他不再谈军政，只说些乡里的事：“桐城今年麦子收得好，比去年多两成”“老家祠堂翻修，族里后生都来帮忙，比咱们当年勤快”。乾隆听了，脸色倒缓和些，有回还说：“你这老头，倒会享清福。”他笑笑没接话——他哪是享清福，是终于敢把腰弯下来，做个普通的老头了。 八十八岁那年冬天，他躺在床上，孙子趴在床边问：“爷爷，您当那么大的官，最得意的是啥？”他想了想，说：“最得意的啊，是康熙爷夸我字写得工整那天，是雍正爷半夜叫我拟旨，给我端了碗热汤那天，是今天你给我掖被角那天。”孙子听不懂，他也没解释。 其实他心里清楚，这辈子最糊涂的，是把“配享太庙”当成了终极目标；最明白的，是临死前才懂——当臣子的，最大的荣耀不是死后牌位进太庙，是活着的时候，能挺直腰杆说：我没糊弄过皇上，没委屈过良心。至于乾隆那句冷话，后来想想，或许皇上也没说错，从祀元臣不能归田终老，不是因为皇上不放，是自己这辈子，早就把“归田”的念想，跟“为臣”的本分，缠成了一团解不开的麻绳。 这麻绳勒了他一辈子，到最后，他也说不清是该恨这麻绳绑住了他，还是该谢这麻绳，让他没在官场里走歪。或许，当臣子的，就是这样吧，一半是身不由己，一半是心甘情愿，到死都理不清，到底值不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