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3月，范纪曼被捕，狱中他拒不承认自己的身份。 其实被抓前一周，他刚去静安寺附近的烟纸店换过暗号。老板娘是个五十多岁的寡妇，姓张，街坊都叫她张阿婆。每次接头，她都把情报夹在账本里，递账本时总要多塞块薄荷糖：“含着，夜里盯梢提神。”那天去，张阿婆突然拉着他的手往柜台底下塞了个布包，打开一看是双布鞋，纳得密密麻麻，鞋底还绣着个小小的“安”字。“我儿要是还在，该跟你一样大。”她没抬头，手里拨着算盘，“鞋跟里塞了两块银元，万一……”话说一半，她拿手抹了下眼睛，继续算账，声音却有点抖。 在提篮桥监狱受刑时，他疼得满地打滚，脑子里却总浮现那双布鞋。特务拿竹签钉他手指，他盯着铁窗缝透进来的光想，张阿婆这会儿是不是正站在店门口望风，手里还攥着那个没送完的布包。他没求饶，不是骨头硬，是怕张阿婆白熬了半宿的灯油，怕那双绣着“安”字的布鞋，最后落进特务手里。 后来越狱时，他从围墙上跳下来，摔断了两根肋骨。趴在麦田里咳血时，摸到怀里的薄荷糖纸，已经被汗浸得发软。那糖早化了，可他好像还能尝到点甜味。他想起张阿婆拨算盘的样子，想起她儿子要是活着，会不会也在这支工人纠察队里。 前几年回上海，烟纸店变成了咖啡馆，玻璃窗擦得锃亮。他站在门口看了半天，服务员问他要不要进来，他摆摆手走了。张阿婆后来到底怎么样了？他没敢打听。怕听到她被牵连的消息，更怕听到她平安，自己却连句“谢谢”都没机会说。这世上哪有什么孤身走暗巷，不过是有人把你的安危，缝进了鞋底的针脚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