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1年，李敖给胡适写了一封信。信不长，但语气急切。他说自己穷得没办法，两条裤子都进了当铺。那年他26岁，孤身一人，在台湾写稿谋生。风头刚起，生活却窘迫得连饭都吃不饱。 没人知道这封信在胡适书桌上躺了多久，只知道几个月后，一张未署名的1000元支票寄到李敖手里，附言只有一行小字：“给那个想好好说话的年轻人。” 他没先去赎裤子，攥着支票冲进台北牯岭街旧书摊。蹲在摊前翻了三小时，怀里抱回五本胡适文集和一本泛黄的《自由中国》合订本，裤腰上的麻绳随着脚步晃晃悠悠——当铺老板说“裤子要过三天才轮到赎”。 1963年《文星》编辑部，主编拍着李敖的肩膀介绍：“这就是那个写稿不要命的。”他确实在拼命：通宵写完稿趴在桌上打盹，晨光里稿纸上沾着牙膏沫——凌晨三点没咖啡了，用牙膏提神的“发明”让同事哭笑不得。 “写是为了吃饭，”他揉着眼睛说，“更怕吃了饭，却活得像被堵住嘴的哑巴。” 1964年批余英时的文章发表前夜，夏济安电话打到编辑部，声音冷得像冰：“你们这是捧杀。”李敖接过听筒：“冰化了，才看得见底下的火。” 殷海光在课堂上对学生说：“有些鸟天生关不住，羽毛太亮——但亮羽毛也最容易被打湿。”李敖后来在笔记本里写：“宁愿湿羽毛，不做笼中雀。” 1969年台大图书馆，他对着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发呆。笔记本上“思想自由，兼容并包”被划掉，改成“自由不兼容奴性”，钢笔尖戳破纸页，像他心里那根不肯弯的刺。 搜出大陆文献时，他正用红笔在《鲁迅全集》批注。警探把书摔桌上：“禁书！”他捡起拍灰：“医生研究病理，总不能因病会传染就不研究吧？” 1971年入狱，他只带三样东西：牙刷、笔记本、那本被摔过的《鲁迅全集》。狱友说他常拿磨尖的牙刷柄在墙上划字，刻了又涂，涂了再刻——“独立之精神”五个字，最终渗进墙灰里。 “政府怕的不是我坐牢，”他对探望的朋友笑，“是我出去还能写。” 1983年再入狱，罪名“妨害名誉”。他带整箱稿纸，看守问：“写这些有什么用？”他看铁窗：“等你们发现，这些字比手铐更有力量时，就知道了。” 1990年代电视上，他穿定制西装谈版税够买几套房。书房最显眼处却摆着掉漆铁皮盒，里面是1961年那张支票存根，边角磨得发毛。 2005年北大讲堂，台下学生举着“李敖来了”的牌子。他忽然放缓语速：“有人说我是投机者，”顿了顿，“投机者会把版税全捐来立铜像吗？” 演讲结束直奔图书馆，胡适铜像前，他伸手碰了碰铜像肩膀——像当年在旧书摊，轻轻拂去胡适文集上的灰尘。 工作人员曾问铜像底座刻什么字。他想了想说：“不用刻。真懂的人，看见铜像眼睛里的光，就全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