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9月，原兰州军区副司令员董占林，在王快战役时，不满15岁的他，协同5名八路军战士，和6名日军展开激烈的白刃战。经过殊死搏杀，最终牺牲3名八路军战士，击杀6名日军。   对于董占林来说，拿起枪并不是为了写进史书，仅仅是为了不再当那个任人宰割的长工，父母早逝的命运曾像鞭子一样抽在这个瘦小身躯上，在河北房山的那些年，他放牛割草，换来的却是一口剩饭和主家随意的耳光。   这种刻入骨髓的屈辱，在听说国军军官依然是一副凶神恶煞、甚至还要打骂士兵的嘴脸时，让他彻底凉了心，直到那天，这群穿着整齐军装、进村就给老百姓干活的队伍出现，那个关于“有尊严地活着”的火种才在他眼里被点燃。   当初为了走进这支队伍，他是赌上了一切的，这个穿着破烂草鞋、头发蓬乱的野小子，徒步几十里找到部队，却因为个头实在太小差点被政工干部劝返，他不服气，那一跪不仅是为了求一个兵额，更是为了不想再回去面对那个只能当牛做马的旧世界。   司务长嫌他瘦弱，想让他再等两年，他就从草丛里硬生生抱起一块大石头，用这股子蛮力证明自己不是那种能在后方安逸送信的通信兵料子，尽管最初被分配去送公文、照顾连长生活，但他那颗想要“把鬼子赶出去”的心早就飞到了硝烟弥漫的阵地上。   软磨硬泡地逼着连长吴法武把他塞进了最危险的战斗班，在那一年的特训中，除了吃饭睡觉，这群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的人都在疯了一样练习刺杀，因为他们知道，在野外起伏不平的山地上，当子弹打光，那一柄闪着寒光的刺刀就是生与死的最后界限。   所有的汗水与设想，在1938年9月那场遭遇战中被压缩成了最惨烈的几分钟，这不是演习场上的一招一式，而是血淋淋的近身肉搏，在那条狭窄的小路上，追击的一方撞上了伏击的一方，没有战术回旋的余地，董占林所在的八班6个人，迎头撞上了同样只剩6个的日本兵。   这是一种令人窒息的算术题：六对六，没有任何预热，金属撞击的声音瞬间撕裂了空气，平时训练的所谓技巧，在肾上腺素飙升的瞬间变成了身体的本能反应，董占林清楚地记得那把朝自己扎来的刺刀，那个瞬间他甚至来不及恐惧，下意识地侧身、用胳膊去格挡。   手指瞬间被划烂，鲜血喷涌而出，剧痛钻心，而在他身边，双方已经杀红了眼，仅仅一个照面，3个日本兵倒下，1名战友也没了气息，夕阳下，人数比变成了5对3，这看似占据优势的数字背后，是摇摇欲坠的体力极限，对方虽然只剩残兵，却依旧凶狠狡诈。   战场上不存在什么武德，八路军战士立刻采用了二对一的战术，就在一名鬼子的刺刀狠狠捅进战友胸口的刹那，董占林抓住了这个生死瞬间，他强忍着左手的剧痛，甚至来不及去擦那一指的鲜血，手中的刺刀如毒蛇般探出，在那名日军还没来得及拔刀的空档。   精准地扎进了对方的腰间，与此同时，枪托也被当成了重锤，在那狭小的空间里成为了击碎敌人最后反抗意志的武器，在这场近乎原始的搏杀中，并没有那么多英雄主义的长镜头，只有此起彼伏的惨叫和不断倒下的身躯。   当最后一名疯狂反扑的日本兵被他和战友合力捅穿腹部时，董占林感觉自己的力气已经被彻底抽干，那根受伤的手指已经失去了知觉，整个胳膊肿胀得抬不起来，他就那样瘫坐在染血的黄土上，大口喘着粗气，看着满地的尸体和同样带伤的两个战友。   这场厮杀的代价是巨大的，担架上的11天昏迷，让他从鬼门关前走了一遭，而被鲜血洗礼过的勇气，让他在那个瞬间从一个14岁的放牛娃蜕变成了真正的战士，也是因为这一战毙敌两人的凶悍表现，他拿到了去干部培训班的那张入场券，开启了日后波澜壮阔的戎马生涯。   然而，哪怕后来勋章挂满了墙壁，哪怕曾经指挥千军万马把入侵者打得丢盔弃甲，对于晚年因雪盲症失明的董占林来说，最清晰的画面依然定格在那个穿着破棉袄的下午，他不爱谈论那些身为高官的荣耀，却总要在清明节去烈士陵园转一转。   因为只有他知道，在那场只有几分钟的白刃战里，有人永远留在了14岁，用生命换来了他活下去的机会，墙上那张穿着破棉衣蹲在战壕里的照片，才是他一生最硬的底气，那是一个不知道什么叫怕、只知道“不服输”的灵魂，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证明。 信息来源：[1]徐安琪.董占林中将: 弃身锋刃端,性命安可怀[J].神州,2016,0(4):10-15